重庆石桥铺殡仪馆费用 新闻早点听|赏月良机来了！年度“最大最圆月”将现天宇

单位名称：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

服务类别：殡仪馆、火葬场

联系方式：办公室

咨询电话：023-68663330点击拨号

项目优势：一级殡仪馆、遗体火化、守灵治丧、丧葬用品、鲜花灵堂、餐饮服务

单位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石小路150号

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提供一站式24小时殡葬服务，守灵治丧，遗体接运，丧葬用品销售，遗体火化等

早新闻，早点听！大家好，今天是4月7日星期二，今日重庆中西部部分地区阴天转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其余地区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10～25℃，城口及东南部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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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重庆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出台。昨日，重庆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参保单位减免类型名单（第一批）公示，公示期为2020年4月6日至2020年4月12日。在此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可通过来电方式，对公示对象减免类型进行监督。点击链接来看如何查询>>

快来看看，你的单位在名单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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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重庆对口支援孝感医疗队669名队员结束为期14天的集中健康休养。据了解，669名队员分别来自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及重医附一院、市中医院、南川区人民医院等医院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吸科等相关专业医务人员。涉及驰援孝感第一批、第六批、第十批、第十三批和第十七批队员。他们已回到最温暖的家，拥抱最牵挂的家人。

致敬美丽的逆行者，是你们的付出换来了今日生活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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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重庆将通过开展智能分析预警、交通设施规范、交通违法劝导查处等六个方面，开展缓堵保畅综合治理工作。据了解，前期，交巡警总队已会同相关部门，针对车流量恢复状态、路面运行指数，以及市民各渠道反馈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等内容重庆石桥铺殡仪馆费用，梳理排查了主城区第一批74条需综合治理的主要干道。

希望可以提高通行效率，让主城更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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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据重庆市民政局消息，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根据民政领域疫情防控分区分级分类工作指引以及《全面恢复暂停服务工作方案》，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决定从今日起，恢复部分治丧服务、开放10个守灵厅堂。下一步视疫情情况，全面恢复守灵服务，全面开放公墓祭扫、销售、下葬服务，有限恢复桌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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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张女士花了8260元报名参加一旅行社组织的巴厘岛旅行团，原本计划在今年2月出发，因疫情影响旅行团被迫取消。当张女士找对方退费时，被告知8260元的总费用，只能退三千多元，机票钱和巴厘岛地陪的费用只能由张女士自行承担。律师表示，没有有效的支付凭据，就让张女士承担这些损失，显然不合理。目前，旅行社承诺，将拿出一个新的退款方案。

没旅游就扣钱？商家必须给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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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韩光祖表示，从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临时航班，协助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国的1827名中国公民回国，接回人员主要以留学生为主。

中国公民的安危冷暖，是祖国永远的牵挂！为伟大的祖国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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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9岁的跳高名将张国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对不起，我真的跳不动了，我决定退役了。”2013年他打破了朱建华保持了27年之久的跳高室内全国纪录、2015年又获得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冠军和北京田径世锦赛亚军……凭借一招“白鹤亮翅”的招牌动作配上一段纵情的“马达臀”热舞，张国伟被网友称为体坛的“灵魂舞者”。

人生不止有跳高，其他风景也很美，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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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专家介绍，本年度最大满月，即“最大最圆月”将于4月8日现身天宇。只要天气晴好，在温暖的春日，我国各地公众均可在当晚欣赏到“超级月亮”天文美景。

赏月良机来了！和你爱的人一起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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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一名男子在成都春熙路凤祥楼持刀毁坏财物。在处置过程中，该男子持刀拒捕袭警，民警依法开枪将其制服。经查，该男子钟某某，37岁，有精神疾病史。目前，钟某某正在医院医治重庆石桥铺殡仪馆费用，无生命危险，已通知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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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宣布一只4岁、名叫纳蒂亚的马来虎接受新冠检测时呈阳性。美国农业部表示这是老虎首次对该病毒呈阳性反应，也是人类感染动物并使动物生病的首例已知病例。园方称，纳蒂亚是被一名无症状工人感染的，现在动物园有另外6只大型动物也出现了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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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原载于“湖湘人文读书会”（公众号）2016年5月23日推送，感谢授权转载。【原编者蒋海松敬按】杨景凡先生，1918—2001，川东地下党领导人之一、我国法史学科的召集者之一、孔子儒家法思想研究的当代开创者之一、西政精神的重要引领者、西政“护校斗争”主心骨。杨老的一生是革命家的一生，是教育家的一生，是学问家一生，是思想者的一生。这一名字对今天的人们或许并不太熟悉，但对最早的一批西政人来说，杨主任三个字就是西政精神最好的写照。今年是杨老百年冥诞，西政专门召开“杨景凡学术思想座谈会”。杨门第三代弟子、编者的恩师赵明教授花费了十年心血，仔细搜寻师爷杨老的日记和作品，并对杨老的亲炙弟子及家人进行深度访谈，于今年撰成，并在杨老百年冥诞前出版《江海月明——杨景凡的精神世界》。这对理解当代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理解中国的法律与传统，理解当代知识人的担当与痛楚，都是一份珍贵的文献。为更好地纪念思想者，传承学界风骨，本公众号获得多数作者授权，特此辑录【景凡纪念●《江海月明》】专题。其中披露了景凡先生的读书笔记等珍贵史料，辑录了杨门大弟子、著名法史学家俞荣根先生，著名西政校友夏勇先生等对恩师的深情怀念，也有杨门三代弟子、赵明教授自叙《江海月明》写作缘起，亦有杨门四代弟子、李珂博士等对先辈精神的感怀。无尽传奇今已远，唯见江海秋月明。【景凡纪念●《江海月明》】专题目录1.西政风骨杨景凡——“杨景凡学术思想座谈会”召开

2.《江海月明》之杨景凡读书笔记摘录3.俞荣根：西政一人——怀恩师杨景凡4.赵明：《江海月明：杨景凡的精神世界》缘起5.郝晓宇：《江海月明》札记6.夏勇：忆杨景凡先生7.蒋海松：追忆杨老、周老及那一代西政风骨8.李珂：孤独异乡人的返家路——《江海月明》读后

赵明

本文作者，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1992－1995年，西南政法大学法律思想史专业（导师俞荣根先生），获法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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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萌生写作这本小书的愿望，是在2002年9月的某一天。那天上午，大约9点钟，我收到俞师荣根先生邮寄来的一本书——《景凡文存》，由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制，并非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杨景凡先生的夫人周宇琳女士在书的“后记”中写道：“景凡生前艰苦思索，述而不著，不事张扬。我们珍惜他毕生的追求和这份思考，‘善意的违背’他的意愿，将他晚年的存稿编辑出书以知往鉴来。因此本书不公开发行，范围囿于亲友及他的学生、弟子和法史界的同仁。这是我们的初衷。”景凡先生是我的师爷。我获得《景凡文存》，乃属情理中事。睹物思人，捧书忆往，这也自在情理中。2

2001年6月上旬，我师从韩延龙先生、李步云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念完在职博士，调离西南政法大学。打包托运完行李后，我去拜望景凡先生，向他辞行。先生家住西政校内胡家院高层楼，高层楼前有座旱桥，他时常独自一人站在桥头，凭栏凝望前方。记得有一次我从他身边经过，特意问过他：您在想什么？他似乎答非所问：晒晒太阳。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还在大约五十米开外就看见了依然独自站在桥头、凝望前方的先生，于是快步前去，跟他打了招呼，向他问了安，然后，给他简单汇报了工作调动的情况，有些怅惘地说道：杨主任，明天上午我就离开重庆了，我是专门来向您辞行的，您要多保重！先生了解我的生活状况，对我的工作调动没有丝毫责备，轻言细语地说：好，好，到湖南那边，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好就行，别的不必多顾虑。这时候，师太来了，来接他上楼，回家吃晚餐。先生现在84岁了，视力很差已经好些年了，说他“凝望前方”，其实是说他“宁心静思”，而在生活中，要是没人搀扶，他独自行走是很不安全的。先生邀请我到家里再坐会儿，叫师太给我做碗面条当晚餐。我认识二老已经整整10年了，和他们一起用餐，这还是第一次。尽管先生没明说，但我知道他的心意，他是在给我饯行，这让我很感动。

多年后，每每想起师太做的那碗面条，心头就感觉热乎乎的，涌动着温暖。晚餐后，师太给我沏了盅热茶，就去厨房洗碗了。先生告诉我：想抽烟就随意抽，不要介意什么，我想再和你说会儿话，你这些年有进步，是个可以言道的人了。这话让我有点懵，一时接不上茬，不知说什么好。以前拜见先生，大都是礼节性的，时间不长，他也不怎么多说话，从不问我的学习情况，即便向他提问，他也只是简单作答，有时竟然像没听到一样，一句回答也没有。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您最近在读什么书？他答道：在读《顾准日记》，视力不好了，用女儿从德国给我买的放大镜，也还是比较费力。我告诉他，自己也读过《顾准日记》，但没什么感觉。他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们年轻人没有经历，读不懂，是正常的，我是读得老泪纵横啊！之后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我也没再多想，没再多问，静静地陪他再坐一会儿，就起身道别了。我点上烟，缓缓地吸了一口，默默地看着他。先生语气平和地对我说：你要做真学问，伪道学不好。这是长者对后生的嘱咐，也是表达希望。我认真地点点头，“嗯”了一声，算是对他的承诺。在评说了一番学界动态后，他若有所失地问我：你怎么看儒家的“道统”？我没有多思索，吞吞吐吐地回答道：我晓得韩愈的“道统”说，是对佛学的套用，可谓用心良苦；也多少晓得点宋明新儒学的“道统”论，派系分明，争吵得厉害，都喜欢编故事、唱高调；还读过一些当代新儒家的著作，他们的“道统”说，好像总抹不去“西学”的痕迹；我平时喜欢读《论语》和《史记》，但不怎么联想“道统”说，更多地体会到的，是文字传达出来的鲜活的生命感……反正我不喜欢，甚至有些厌恶“主义”说教，“道统”论与“主义”说教，我是等而视之的。

杨主任，您的这个问题，我不能说没有自己的看法，但心头是相当困惑的，有许多不解的地方。先生对我的东拉西扯，没有打断，也没有什么回应，而是继续问道：韩愈那个“道统”说，搞了个家谱，你看出什么特点了吗？我有些好奇：什么特点？我没看出来啊！他像是自言自语，继续缓慢地说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政客，在韩愈那个家谱中，只有孔子是个书生，他为什么要添加一个书生呢？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捉发”，说是体现了“礼贤下士”的德性，这符合常识吗？是谁编的这个故事？是他自己编的吧？我看周公是个大骗子！他说到周公“吐哺捉发”的典故时，还用手比划了一下。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当时被震撼了，眼睛瞪得大大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坦率地说，迄今为止，这是我遭遇过的最强烈的一次思想冲击。我给他递上水杯，让他喝口水；然后，给他递上一支烟，他没接，叫我自己抽。他自己把话题转开了，说：我记忆不好了，是不是年纪大了，有些脑萎缩了。我感觉，他这话有玩笑的成分，也有几分认真。我跟他说：您这一辈人是幸运的。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回答他：因为您有信仰，我们没有。他像是深有触动似的，快速地接话道：是啊！所以我很痛苦，你们不痛苦。

这是那天晚上，他给我说的最后的话，我明白其意，精神信仰与世俗生活难免冲突。我起身对他说：杨主任，您和师太该休息了，我走了。他点点头，没有言语。师太送我到门口，我把门带上，没让她出门。走出高层楼，我看了一下时间，快到夜里9点钟了。我和先生以前从没有如此长时间的谈过话，差不多4个小时啊！不过，打扰老人这么长时间，我却没有一点愧疚，相反地，倒是很兴奋，心里洋溢着无比的温馨和激动。我抬头望天空，天空很洁净。我漫步遐思，校园里，路灯很亮丽。3

第二天，我到了湖南的湘潭大学。最初，我们一家住在招待所，等待学校安排住房。那时，我没有手机，没有告诉任何亲友新的联系方式。直到8月底，一家三口才搬进新家，安装了电话。我给俞老师打电话，向他报个平安。万万没有想到，俞老师告诉我：杨主任已经去世了，开追悼会的时候，没法与你取得联系，很遗憾！在听俞老师述说的过程中，我一直含着眼泪，有些哽咽，偶尔插上两句话，脑子里不断地闪现着一个词：世事无常。在我们爷孙那次谈话大约50天后，2001年8月3日，景凡先生就与世长辞了，我因工作调动去向他辞行，竟然成了我与他的永诀！在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非常难过，好些天都心绪慌乱，总想写点什么，说说我对他的敬重与感激，谈谈我对他的思念与理解，却又数次刚开了个头就煞了尾，总是成不了文。其实，那时的我，真不了解他丰富的人生，只不过知道一些他的工作经历罢了，即便从别人那里听说过他的一些人生故事，也充其量是些故事梗概，以及别人从中总结出的一些结论，粗疏而抽象，甚至难免恩怨与武断。再说，作为他的徒孙，我读研究生时，他已经离休好几年了，没给我们上过课，我们也没共过事。虽然和他多次见面，可在一番礼节性的毕恭毕敬之后，知冷知热、知根知底的交谈，自然是没有的。只是从他偶尔表达出来的对世事的愤激与判断中，自己突然受到震撼，甚至陷入一阵迷惘。不过，我早就认定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我敬重像他这样的有思想、有个性的长者，对他的接待与关心，也常怀感激之情，可毕竟不理解他的思想，难以真正领悟他的人生智慧。先生公开发表的文字不多，我那时阅读过他与俞老师合著的《孔子的法律思想》，为准备研究生考试，当然特别认真地读过他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简编》，尽管由此了解他的一些学术观点，但常识告诉我，这与他的人生智慧，肯定是难相等同的；而且，我还知道，在晚年，他对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持否定态度。当然我也晓得，他离休后仍然坚持读书，可他究竟读了些什么书，为什么要阅读，却又知之甚少了。文章不写一字空，其实，空文也难写。我在平复难过的心情后，终于打消了写点文字以悼念他的想法。假如先生地下有知，相信他不会怪罪我的。4

然而，我想多了解先生一些，想真正理解他的人生，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主张，想领会他的人生智慧，又是从第一次与他交谈时起石桥铺殡仪馆电话，就始终没有放弃的愿望。我们第一次交谈，是在1992年4月。当时，我拿到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通知单，根据往年的录取分数线，这次我考上研究生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我已经考过两次了，要不是俞老师为我力争，这次考试资格我都没有；那时，学校有文件规定，本科毕业后工作满两年，才允许报考研究生，且报考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两次。所以，俞老师也很为我高兴，像是奖励似的，说要提前带我去拜见师爷；带刚入学的研究生去拜见师爷，是俞老师始终持守的一个传统。这之前，我见过先生。俞老师设家宴招待江山，他是专程回母校拜见恩师的；俞老师叫我去先生家接江山。那时，高层楼的修建尚未竣工，师爷住在“东山”，俞老师住在“铁西”，两个教师宿舍区相隔有点远。我在先生家门口见到了他，彼此点头致意，没有言语，连我姓甚名谁都没有作自我介绍。当时，我没有资格称他“师爷”，我叫他“杨老”。现在算是正式拜见先生了，向来有些莽撞的我，那天还是有些拘谨，整个拜访过程中也没敢多说话，说是与他“交谈”，其实有点虚而不实。先生抽烟，我也抽烟；我恭敬地给他递上一支烟，他没要，笑着说：不抽你们年轻人的“高烟”。这是当时的流行语，“高烟”的意思是“高档烟”。他如此一说，使我顿时放松了许多。先生叫我随意些，他自己点上了一支很廉价的“什邡”牌雪茄，舒缓地吸了一口烟。先生精神矍铄，端坐在一把普通得早已变色的旧藤椅里。俞老师拿了个矮凳子，坐在先生跟前，向他汇报学科建设的一些情况。先生话不多，始终若有所思的样子。

突然，他问道：听说三峡工程上马了？我回答说：全国人大今天批准了三峡工程的建设，师爷消息好灵通啊！他又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阵儿，才自言自语道：自古以来，就有人喜欢搞大工程，秦始皇在北中国搞了个长城，是石头垒成的，现在在南中国又要搞个“长城”，把水拦起来，是“水长城”，危险性可就大了哟。我当时十分惊讶，张大了嘴。这是我第一次被先生的话所震撼。心想，这还真是个爱发牢骚的老爷子啊！就是他的这番自言自语，让我对这次见面交谈记忆深刻，我以后时常回想他当时说话的神态，绝无开玩笑的神情，他很严肃，明显地，还有些忧伤。我在这所学校已经工作了五年，也偶尔听人说起过他，说他是个老革命，是个老党员石桥铺殡仪馆电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先是在西南公安部工作，是个部门领导，还担任过情报站站长，后来申请调入西南政法学院当老师，不再从政了，课上得很好，敢讲自己的见解，人很正派，爱发牢骚，喜欢骂人，有些不近人情，行政级别和校长是一样的，享受司局级待遇。我那时虽然年轻，没见过什么世面，但对一个有名望的老革命、老教授如此的做派，倒也没觉得稀奇。我怎么也没有意料到的是，这位老革命、老教授，我现在的师爷，他发的“牢骚”，竟然如此的高级，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幽默。

这是一次私人性的交谈，不是公开发表意见；先生一生忧国忧民，建国前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有极高的保密性，说话很有分寸，有高超的谈话技巧。关于三峡工程的高级“牢骚”，我没听说他在其他地方也发过。现在，我把它记录下来，先生不会“批评”我，说我“泄密”了吧？正是这次见面交谈，让我隐隐感觉到，先生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有一种沉沉的痛楚；更让我明白这样的事实，自己现在尚无法走进他的心灵世界，理解不了他的思想，压根儿就无能与他对话。沉默才是我合适的选择，如有机会倾听先生说话，就是自己的福分了。当然，之前偶尔听人议论他，甚至揶揄他，而在我心中所形成的那种“倚老卖老”的映像，也因这次交谈而彻底消逝了。我现在明白了，要说“倚老卖老”，在先生那里，“老”是一种思想的深度，是一种精神的高度，是一种历史的厚度，不是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买卖”的市场肯定是冷清的，不会火爆，即便他想卖，也少有人能买。从那时起，我就敬重这位老人。而且，他是我的师爷这种身份关系，在我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淡化，几乎与我对他的敬重没有多少关联。在学制两年半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逢年过节，虽然要去拜见他，但多是出于礼节。我是很想和他深入交谈的，但又一直没有准备好与他交谈的“话题”。

再说，作为晚辈，我们去拜见他时，表达心意的话刚一出口，就被他有点严肃的回答给堵住了，能够继续交谈下去的情境不多。有一年春节，我们师兄弟三人去给他拜年，买了两条鱼，意思是祝他“幸福满满，年年有余”，我们刚说完这句祝福的话，他就有些低沉地说了句“有余也余得不多了”，不像是开玩笑，我们那时年轻，不知该如何接话了，心里直犯嘀咕：“这个礼买得不合适哟!”坦率地说，有相当长时间，我是远远地敬重着他。其实，礼数本身就意味着距离。

当我念完博士，也经历了好些曲曲折折、坡坡坎坎，对人生，对世事，对学问，多少有了些真切的感悟，似乎有了些“话题”，也有了些“底气”，可以开始与先生真正地交谈了，先生却离世了，我们再没有交谈的机会了。因此，我伤感。在知道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回到重庆，先生的三女儿杨甸匀，我喊她“三姑”，陪同我去给先生上坟，我跪在先生的墓前，一边给他烧纸钱，一边向他诉说了我的伤感。我真希望，阴阳虽两界，但还是能够交谈的。5

还好，在先生去世一年后，我收到了《景凡文存》。这部《文存》收录的篇什，除了先生生前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一篇给俞老师的《儒家法思想通论》撰写的序文，以及写给俞老师的关于“伦理法”的一封书信，其余文字都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我通过阅读这些文字，就可以实现和先生“交谈”的愿望了。2001年8月5日上午，在重庆石桥铺殡仪馆会议室，参加先生追悼会的亲朋好友和学界同仁召开了“缅怀杨景凡先生座谈会”，编辑印制《景凡文存》，就是大家在座谈会上议定的。俞老师和甸匀三姑接受了大家的委托，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日，把《景凡文存》呈送给了爱戴着、思念着先生的人们。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究竟是在哪一天收到《景凡文存》的，现在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拿到书的那一天，从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我都在翻阅这本书，时而坐着，时而躺下，顾不了身体的疲乏，从头至尾翻阅了全书。全书600余页，除去“代序”和“附录”外，收录先生文字的正文部分464页，由“法学论说”、“诸子述评”、“读书随笔”、“日记拾遗”、“书信集锦”和“人生回眸”六部分构成。在翻阅过程中，我数次端详书前刊载的先生的照片和手迹，心绪时而宁静，时而激越，泪水数次模糊了视线。

我一直就想真正了解的先生的人生世界，一直就想真正搞懂的先生的思想世界，现在，向我全然敞开了。翻阅完全书，已是深夜，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拨通了俞老师的电话，没有别的寒暄，直接问道：俞老师，我们了解杨主任吗？大家真正理解杨主任了吗？俞老师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没有直接回答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对我说：我也是在编辑《文存》的过程中才算了解了杨主任啊！西南政法大学法制史教研室的老老少少，都习惯称景凡先生为“杨主任”。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刚刚“复校”招生，百废待兴，先生在学校创办法律史学科，并担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杨主任”的称呼饱含着教研室同仁对他的尊重、敬畏、爱戴和亲近。作为开门弟子的俞老师也不称自己的导师为“杨老师”，而叫“杨主任”，这是对一种学术精神的传承，对一种纯粹情感的传递；我后来在诸多故事的感染下，见到先生，也不再恭谨地叫他“师爷”了，而喊他“杨主任”。之所以那样急切地向俞老师发问，是因为自己在难以言说的复杂心绪中，刚刚翻阅完《景凡文存》的“附录”。“附录”中收录了先生的家人、友人和学界同仁追思、悼念的文字。在稍作停顿之后，我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上一口，才放慢速度逐字逐句地阅读俞老师的“编后的话”：收入这部《文存》的大部分文稿，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尽管文稿中表达的学术观点、思想境界、人品德操是一贯的，是我所了解和熟悉的，但读着这些文稿，心灵仍然一次一次地受到震动!民谚云：痛定思痛，其痛更痛。

编文稿的过程，读文思人，我经历着“更痛”的煎熬，同时又更加走近景凡先生!不，是更加走进景凡先生!今年清明节，我去杨师墓上扫墓，我一个人去的。站在墓前，我似乎是在与他对话，比过去的对话更深入。我有着这样的感觉：他没有走!他在我的心里。这是编这部《文存》编出来的感觉。我相信，如果不是由我直接动手一字一句地编校这部文稿，也许得不到这样真切的感觉。所以，我要谢谢师母周宇琳老师，谢谢杨师的儿女们——他们真情地称呼我为“大哥”，谢谢他们对我无保留的信任，把杨师的文稿统统交付我来编。俞老师的“编后感”极大地强化了我的“读后感”：理解景凡先生，绝非易事！我深知，杨主任和俞老师，他们师徒二人，多年来一直是心相连、心心相印，情相通、一往情深。俞老师在电话上给我的回答，表达出的意思，呈现出的心境，与“编后的话”，是完全一样的。他仍然没有平复恩师去世带给自己的伤痛，尽管先生去世已经整整一年了。在电话上，我告诉俞老师，《文存》对自己的冲击太大了，有好多话想说，一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不知如何表达，“失语”的感觉真不好受！还告诉俞老师，这一整天翻阅《文存》，一种莫名的情绪和冲动挥之不去，我一定要为杨主任写点什么，我也一定能为杨主任写出点什么了；不过我想写的，既非感伤抒怀的文字，亦非赞叹颂扬的辞藻，就算是“研究性”的文章吧；或者，干脆写一本叙述杨主任思想经历的书！俞老师以鼓励的口吻说道：好啊！你写吧。6

后来，甸匀三姑知道我要为先生写本小书的打算和决心，又把当初没有整理、收入《景凡文存》的13本日记交给了我。在研究生石宁辉和黄涛的协助下，我利用业余时间，前后五年，整理、校对完了这13本日记，内容主要是先生晚年的读书笔记。他视力不好，写字相当困难，好多字都写脱体了，难以辨识，可想而知，他写字时的苦楚有多大。我们在录入电脑后一统计，着实很吃惊，这13本笔记共计20余万字！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些文字中浸透着的是先生的暮年心绪、心灵苦痛，以及生命体悟。这些年来，为本书的写作，我酝酿、思考、研究着，我倾听、感悟、体验着，我在倾听先生的思想、感悟先生的精神、体验先生的人生中，收获着心灵的勇气和力量，因此而越来越坚强，越来越不在乎俗世的纷扰了。从2002年9月收到《景凡文存》那天算起，十多年过去了。我已告别青春，人到中年，两鬓已泛白。这期间，生存苦旅，有《景凡文存》相伴，忧怨渐远，时常与先生“对谈”，他在孤独中写下的文字，成了我心安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之一。我感激先生给予我生存的勇气和力量。2013年12月7日，俞老师发短信问我，关于杨主任的书还写吗？他正在筹划景凡先生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我回短信说，一定写！而且，已经断断续续写了好些文字。他问书名如何定的，我说拟定书名为《景凡的思想世界》。大约过了半小时，俞师发来短信：建议为《杨景凡的精神世界》。俞师的这个建议，我欣然接受。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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