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的讲解宋朝的火葬和土葬之争

　　读过马可波罗行纪的朋友，应该有一个印象：这位游历中国的意大利商人频频说到，他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看到了火葬的风俗，如四川、宁夏、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一带。这不是马可波罗的向壁虚构，而确实是中国宋元时期许多地方的殡葬习尚。顾炎武日知录的记叙也可佐证：“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

　　一些朋友可能会以为火葬是现代社会“推陈出新”的产品，其实不然。两宋时期，京师汴梁、临安、河东路、两浙路等地，都盛行火葬。宋人说，“河东人众而狭，民家有凶事，虽至亲，悉燔爇，取骨烬寄僧舍中。以至积久弃捐乃已，习以为俗。”两浙路也相同：“吴越之俗，必堆集然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历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

　　不独贫穷人家“以火化为便”，江浙一带的赋有人家也多挑选火葬，“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赋有力者，不办墓尔之土以安居，亦致焚如僧”。马可波罗游历杭州时便见过当地人的火葬典礼：“赋有人死，全部亲属男女，皆衣粗服，随遗体赴焚尸之所。行时作乐，大声祷告偶像。及至，掷不少纸绘之仆婢、马驼、金银、布帛于火焚之焚尸既毕，复作乐，诸人皆唱言，死者魂灵将受偶像接待，重生彼世。”

　　因为火葬之风盛行，宋代一些城市还呈现了火葬场，时人称之为“化人场”。南宋临安城少说也有数十处火葬场，其中16处因为“建置年岁深远”，到宋宁宗嘉定年间，差不多都荒废了，宁宗又“诏令临安府将见存化人场依旧外，其已拆一十六处，除金轮、焚天寺不得化人外，余一十四处并许复令置场焚化”，重修了14处火葬场。临安还呈现了相似现代“殡仪馆”的服务机构，设有专门的房舍招供存放骨灰罐。

　　宋代社会为什么会呈现蔚成风气的火葬现象呢?一个原因跟释教的普及有关。火葬乃是佛家之俗，跟着释教影响力的扩展，火葬之风也扩散开来。宋人洪迈说，“风俗火葬，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地点皆然。”今天的研究者也发现，“根据以往有关的史籍、资料及查询，在研究释教与火葬联系时，呈现这样一种现象：宋代凡是火葬盛行的区域，释教都十分兴旺。在都城汴京、河北、两浙、福建、四川等地是宋代火葬盛行的区域，同时也是释教最为兴旺的区域。”

　　还有一个原因是土地资源的限制，如河东路之所以火葬最盛，就是因为“其境土狭民众，惜地不葬”。宋人自己说，“今穷户无地可葬，又被他说火葬上天，葬礼亦被夺了。”后世的顾炎武也以为，“(宋代)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烧，名曰火葬，习以为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而言之，火葬在宋代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一种习尚，“习以为俗”，“相习成风”。

　　不过当时的干流意识形态并不承受火葬(只有少数士大夫附和火葬)。一位宋代士大夫对火葬的风俗感到不可理解：“今风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只怕不至，死则播爇而捐弃之，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以为火葬是对死者的不敬。所以他建议，“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今日的干流意识形态则调了个180度大弯，以为火葬是文明新风，土葬才是陋俗。

　　我对宋代政府与部分士大夫意欲禁止火葬的做法，并不支撑，正如我也激烈对立现代人掘坟砸棺式的所谓“推陈出新”。南宋时也有人对立火葬禁令，如写吹剑录的俞文豹便质疑火葬之禁：“今京城内外，物故者日以百计。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事实上，宋朝政府对火葬的禁令也没有收到多大的作用。民间火葬之风，可谓屡禁不止。所以南宋初又有官员提出，“既葬理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并建议“除豪富氏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共客旅远方之人，若有逝世，姑从其便。”此建议得到宋高宗的批准。这是宋政府对火葬的退让，允许一部分人挑选何种葬礼，听其自便。

　　在土葬与火葬之争的过程中，宋朝官员的另一种做法则表现得十分正确，又赋有人道主义精神，那就是在官地中划出一块“义地”，建成公墓，收葬穷户;或许设立公益性火葬场，助贫家火化。让贫无葬地之民得以葬亲不管是土葬，还是火葬。前者如北宋的李昭玘，他在河东路的潞州(今山西长治)任通判时，看到“潞民死多不葬”，便划出官地，置备棺材、寿衣，收葬贫家逝者。后者如南宋的张体仁，在姑苏创建“齐升院”，作为火葬场，“拨没官田供为常住，穷户死而家不能津送者，则与之棺后焚瘗焉”。土葬也好，火葬也好，政府只是给予资助，而不是强行介入。

　　值得一说的，还有宋政府在诸州县推广的公益性公墓“漏泽园”。宋代漏泽园有一套保全逝者庄严的准则：免费收葬贫穷无葬身之地的逝者和无主的遗骸;坟墓一致规格，约八尺见方，以两块大方砖铭刻逝者的名字、籍贯、生辰、安葬日期，有亲属信息的，也刻于砖上，作为标记;没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给予棺木收殓;贫困家庭若有亲人逝世，也可主动申请安葬于漏泽园，政府将组织一块九尺见方的墓地当然，不用收费;漏泽园还设有房子，以便逝者的亲属来此祭祀。

　　宋政府又延聘有德僧人来主持、管理漏泽园，如南宋时，仁和、钱塘两县有“漏泽园一十二所”，“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瘗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给赐紫衣、师号赏之”。僧人由政府付出薪水：每月五贯钱、一石米。每收葬满二百人，可得到请赐紫衣、师号的奖赏。

　　那么宋政府为漏泽园的福利事业投入了多少钱?宋真宗时，每收葬一名死者，政府需求花费六百文钱，包含棺木的费用;宋神宗时，要二千文;到南宋高宗时，大约是三千文。全国各地漏泽园的经费加起来，数目应该十分大。为了让国民在不幸脱离人世之后，可以获得有庄严的安葬，宋政府乐意从财政中掏出一大笔钱来，这，就是文明。

　　文明的社会，不光要让生者有庄严地活着，也要让逝者有庄严地安息于九泉。火葬或许土葬，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尊重逝者的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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