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殡葬史的演变看殡葬业改革的现状与未来

　　熊 宗 仁 作者简介：熊宗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贵州大学专门史硕士生导师、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贵州省首批省管专家。

　　殡者，死者入殓后停灵(停柩)以待葬;葬者，掩埋尸体。从人死到殡到葬到守孝，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定制或习惯，既有实质性内容，也注重形式，故谓之殡葬。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无疑包含着殡葬文化。对传统的扬弃，是殡葬文化继承与创新的永恒命题。对殡葬历史的了解可提供对当代殡葬改革的启示与未来发展走势的预期。

　　一、中国殡葬的起源

　　了解殡葬的起源，是进行殡葬改革思维纵深的切入点。

　　当人类还处于蒙昧时代的初期时，受思维能力低下所限，在意识上还不可能寻求自己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对人的生老病死也是困惑不解，不能形成灵魂与丧葬的观念。故《孟子·滕文公上》曰：“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这种弃尸于野的作法，只能说明原始人模糊观念中已有生与死的界限。自原始人产生灵魂的观念，并从自己的梦境和意念中认为灵魂不死，又由此发展为鬼魂观念;死人的鬼魂比活人的灵魂更有力量，更能祸福人类。基于这种认识，便产生了对死人的崇拜，即鬼魂崇拜，于是，一套送鬼魂和安葬死者的礼仪就应运而生。从无意识地处理和埋葬死者到有意识地安葬死者，而后形成的丧俗，其间经历了约十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的过程。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中的瓮棺均留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便是当时的人们用来供死者灵魂出入的孔道。

　　我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出现了丧葬礼俗。1933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墓葬的遗存，是一处以二次合葬为形式的公共墓地，反映了氏族成员一视同仁的血亲关系和一律平等的地位。在老年男子、中青年妇女尸骨的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身上佩带有用兽牙、蚌壳和鱼骨做成的骨坠、钻孔的兽齿、石珠等装饰品以及燧石石器等物。从人类文化学的资料来看，在死者身上或身旁撒赤铁矿粉，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丧葬仪式之一。红色象征鲜血，而血又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身之所。在尸体及其周围撒赤铁矿粉，表示给死者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生命，或者表示他并没有死，只是长眠罢了;或者说是希望死去的同伴能够复生;或者希望死去的同伴的灵魂到另一个世界也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也有学者认野兽害怕红色，是为了防止野兽对死者的侵害。至于放随葬品，是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过上人间一样的生活。而随葬品的多少，是死者在氏族中的身份地位和生者对他尊崇爱戴程度的反映。

　　二、墓地制度的起源

　　古时“坟”和“墓”是有区别的，坟高而墓平。即“筑土为坟，穴地为墓”。再有“冢”也是坟墓，是高而大的坟墓。“圹”是墓穴。“茔”是墓地。

　　墓地制度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居室葬”。当时，人们一般居住在自然洞穴中，这样的洞穴也成为死者的墓地。我国最早的墓地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北京猿人将洞穴上层当作生者的居室，下层为死者的墓地。台湾10个土著民族中有8个在20世纪初叶还盛行这种古代的墓地制度。如泰雅族在人死时，一般即在室内自己睡床底下掘穴仰卧深埋;若父母丧世，埋葬毕，留在身边的子女就要放弃原屋，另择新地盖房居住，表示把旧屋让给父母居住。

　　把墓地选择在人类居住的洞穴或屋内，既反映了远古人类感情上不愿离开死者，并设法保护死者的尸体免遭自然力的破坏与野兽啃啮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原始人的深层意识，即害怕死者的灵魂出来干扰危害生者，于是极力地讨好死者。

　　墓地有一个从居室葬发展为氏族公共墓地，演化为家族墓群再演变为个人墓地的过程。当今的公墓，正是人们生前社会群体生活在死后的再现。

　　三、葬式、葬礼

　　中国历代的葬法有土葬、火葬、天葬(鸟葬)、树葬(挂于树上)、野葬(弃野)、瓮棺葬、悬棺葬、岩棺葬、洞葬、水葬、海葬、衣冠葬等等。

　　夏代的人“事鬼敬神”，其灵魂不灭的观念反映在厚葬的盛行;商代人“先鬼而后礼”，殷商的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宗教期望与阴森恐惧的鬼神世界里。据统计，殷墟出土的卜问鬼神的甲骨达十多万片;其祭祀对象之广泛、名目之繁多、活动之频繁和仪式之隆重，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商代是我国古代厚葬的第一次高潮。以商代第23代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为例，该墓发现有殉人16位、殉狗6只，出土青铜器468件(不含109个小铜泡)、700多件玉器、560多件骨角器、63件石器、47件宝石制品、11件陶器、15件虾器、3件象牙器皿以及2件残片和近7000件海贝等物。包括了礼器、乐器、兵器和众多的生活用品。

　　周朝时代，人们“敬鬼神而远之”。其重民轻天、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反映在丧葬中，殉、祭奴隶和随葬青铜器与商代相比，都呈减少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王室权力的下移，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人死后有无灵魂产生了怀疑。在“神”与“民”的关系上，要求摆脱神主人事的状况，主张“民”脱离神的摆布，成为“神之主”。

　　至战国时期，中国隆重而繁琐的丧葬程序即已基本具备，如儒家最为重视的“三年之丧”，已具一整套仪式。而自有丧葬礼仪开始便产生的等级礼制规定日益森严。

　　东汉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促成了大家族墓地的兴起，一直影响到后代。

　　四、坟丘和“陵”的兴起

　　春秋以前我国除东南地区外，一般都采取“墓而不坟”的埋葬形式。但至春秋时期，东南地区流行的封土为坟的埋葬形式已深深影响到中原广大地区，并被广泛采用。如《礼记·檀弓上》载，孔子葬其父母以后说：“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于是，这种墓上封积泥土、隆而为丘的坟墓形式自春秋时期开始在各地流行起来了。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代，传统的地下墓室即使宏大、随葬品丰厚，人们还是很难了解死者的身份地位，当然也无法达到封建统治者以此确立封建等级制的政治目的。而坟丘墓都通过“高大若山”、“树之若林”的形式向世人一览无遗地展示了死者的身份和地位，成为社会等级的标志。当然，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百姓四方流徙，为了便于寻觅亲人埋葬之处，自然采用了易于识别的“封土为坟”的葬制。故唐代孔颖达认为：“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识也。今既东西南北，不但在乡若久乃归还不知葬之处所，故云不可以不作封坟记识其处”。

　　春秋以前的史料都称墓葬为“墓”，指的是置尸所在，并非就是后人观念中的掩埋着尸体的“一抔黄土”。从宋人所编的《汗简》一书中，可见“墓”字的初文构形，像手持尸弃诸草莽之形。到战国时期，由于普遍用土筑坟堆，才通称“坟墓”、“丘墓”或“冢墓”。

　　“坟”原是指高土堆，后随坟丘墓的兴起，故人们将“墓”上面高出地面的那堆封土也称作“坟”，缘于形似之故。战国前“坟”和“墓”有别，之后才混为一谈，统称“坟墓”。

　　君王的坟墓称为“陵”，始于战国中期，其意在言其高大雄伟。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五《陵》中述道：“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

　　五、棺椁制度与俑的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棺椁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且呈现越来越考究、精致的趋势。棺椁本是作为地上居室的象征而出现的。

　　俑为古代丧葬中用以随葬的偶人。大约起源于商周时期。它是人殉制度演变的产物。最早的俑可能是用茅草扎束成人形，故称“刍灵”。

　　俑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它取代的是被殉葬的奴隶或是“从死或葬”的妻妾、近臣和待臣。有陶俑、木俑、泥塑俑。秦兵马俑为典型。

　　六、丧服、服丧原则、居丧制度

　　丧服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五服”，称之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服制。《仪礼·丧服》中所描述的宗亲丧服系统和丧服制度是一个严密的、有机的、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它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杰作。五种基本服制在经过种种变化以后，可以化为23种服制，实行于138种场合，其精密程度可谓无与伦比。

　　在儒家士大夫的眼里，贵贱亲疏的分别是服丧的根本原则和理论基础。《礼记·丧服小记》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

　　居丧，或称丁忧，或称守丧、值丧，是人们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情而产生的一种习俗，涉及饮食、居处、哭泣、容体、言语、衣服、丧期等。中国原始社会以来的守丧习俗经过儒家的这一番加工改造，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系统化和等级化的丧葬仪礼制度，即居丧制度，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外，旌幡即旌旗画幡，又称旌铭或铭旌，为死者出殡时灵柩前张举的一种旗幡，上面一般写有死者姓名、官衔，有的绘有画;入葬时再覆在棺材上，其长度为2米余，正好与棺材的长度相当。除彰明贵贱之外，亦有导引死者的灵魂上天之意。

　　七、风水观念的兴起

　　秦汉时期风水观念的兴起，主要体现在葬地和葬日的择选上。东汉时，人们还把死者墓地好坏与生者的贫富贵贱、吉凶祸福联系在一起，民间已具备了比较浓厚的风水观念，并且出现了专门用于卜选丧葬吉日的专著——《葬历》。相传郭璞为风水的鼻祖。

　　郭璞(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省)人。他不仅是文学家、训古学家，更被推崇为神仙家、术数家、风水宗师。《南史·张裕传》载，郭璞的母亲死了，他选择了一块离水仅百步远的地葬其母。有人认为墓地离水太近了会淹墓。但郭璞预测水会退去。后来果然沙土上覆，墓周围几十里都成桑田。自此后，人皆以为神。《葬书》一卷，传为郭璞所撰。考璞本传，载璞从河东郭公受《青囊中书》9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为火所焚，不言其尝著《葬书》。《唐志》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一卷，均不言为璞所作。《葬书》虽不为郭璞所作，但仍不失为中国古代相墓术的经典之作。该书内容虽不足2000字，但文字精炼，涉及面广。《葬书》说;“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又说：“父母子孙本同一气，互相感召如受鬼福，故天下名墓在在有之。盖真龙发迹，迢迢百里或数十里结为一穴，及至穴前，则峰峦矗拥，众水环绕，叠嶂层层，献奇于后，龙脉抱卫，砂水翕聚，形穴既就则山川之灵秀，造化之精英凝结融合于其中矣。苟盗其精英，窃其灵秀，以父母遗骨藏于融会之地，由是子孙之心寄托于此。因其心之所寄，遂能与之感通，以致福于将来也。”从而把死者与生者、人世间的幸福与葬地的优劣相对应，加重了相墓术的迷信色彩。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相墓术久为流行，并成为中国民间丧葬中的重要习俗、久盛不衰。

　　明清时期，为我国风水迷信泛滥成灾的时期。

　　这一时期，帝王对陵墓所在地的选择，可谓是墓地堪舆术使用的最高典范。如明太祖登极后，就曾向刘基、徐达、常遇春、汤和征询对陵址的意见，并约定时间召集这四人磋商。连同朱元璋共五人，各先用低条将墓址写好，到时各自从袖筒中掏出来一对，结果不约而同地写着“独龙阜玩珠峰”这个地点。而明成祖对风水术也非常偏好，不仅派许多风水先生考察，自己也亲自踏勘，相得昌平黄土山，遂改名天寿山。此后，明诸帝均以这块群山环抱、如拱似屏、中央平坦宽阔、水土丰厚的风水宝地作结穴之处。这便是今日的十三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有不惜重金购求龙脉真穴，有千方百计抢夺风水宝地者。直至今日，许多人选择墓地均要依风水先生之说行事。

　　风水对于建筑学来说，并非全是迷信。而对墓地的选择不过是对生者的安慰与追求富贵的寄托。

　　八、墓志和陵墓石的起源

　　墓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并定型的一种重要随葬品。其文繁简不一，少者十数，多者数千。其形制受到墓砖铭、墓碑等器物的影响。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对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官职履历、谱系等追叙;(2)对死者生平事迹，才能品行的叙述和颂赞;(3)以及被称作“铭”的韵文，用来表达哀悼和称颂。此后，墓志大行于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主要的墓中铭文。铭文具有史料与文化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陵墓石刻制度已形成。大多以石兽、石柱、石碑组成，多寡不一。而后世历朝历代的陵墓石刻亦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

　　九、丧事奢简

　　秦汉时代开创的丧葬奢靡之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俭薄，而至隋唐宋元明清诸代，又渐趋奢靡。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经济状况是其奢简的深层次动因。

　　曹魏的统治者曹操和曹丕父子是三国时期薄葬的先导和楷模。作为封建帝王，曹氏父子的薄葬言行，在中国丧葬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操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许劭评论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他曾对社会流弊进行改革，厚葬恶习便是他改革的重点。建安十年，他平定冀州后，马上下令革除厚葬，一之于法，并严禁墓前立碑。他自己以身作则，率先薄葬。他生前选定墓地，并确定基本格局，诏告天下;“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曹操死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遂古……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戌者，不得离部。”有司各率乃职。佥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结果葬事均按其遗愿办理。文帝曹丕遵其父志，无所增加。他选择都城洛阳首阳山东麓作为陵地，并留下终制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镂，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规定：“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为寝殿，造园林，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他明令丧事一切从简。其手下大臣纷纷效仿。太常韩暨临终遗言：“生之益于民，死犹不害于民”的主张，实属可贵可嘉。

　　蜀汉先主刘备有节葬短丧的遗诏，实行薄葬之制。名相诸葛亮身行薄葬，遗命“冢足容棺，佥以时服，不须器物。”

　　厚葬之风始于隋唐。唐代帝王奉行厚葬，此风迅速风靡全国。

　　而明清时期丧葬中奢靡之风始于封建帝王，其主要表现是陵墓的建造。封建帝王妄想在死后把生前骄奢淫逸的生活带到阴曹地府，对陵墓的建造不惜一切。如明万历帝的定陵，耗银800万两，而明定陵出土的随葬品数千件，且多为罕世珍宝。明代北京的十三陵，皆系厚葬的典范。

　　清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太后的棺材成型后，先用100匹高丽布缠裹衬垫，再漆饰49次，且每次油漆的工序都有不同的名目。至于陵墓中的随葬品，其数目之庞大、质量之精巧，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慈禧的尸体深埋在珍珠、金银、翡翠、玛瑙之中，多是清代工艺品的典型代表作，约值白银亿两。可惜在1928年被孙殿英部将清东陵中的乾隆、慈禧等墓中财宝盗窃一空。

　　十、三教合一的死亡观

　　五代十国时期，统治阶级极力推进儒、佛、道三教的合流，从而促进了封建迷信的泛滥。

　　佛教经历了盛唐的鼎盛时期以后，开始由高峰向下衰落，不得不在“内而诸宗融合，外而三教合一”中寻找生路。不讲理论、修行简捷的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佛教诸宗的主流，诵佛念经、超度亡灵等神学迷信逐渐取代了对佛学理论的探讨研究，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中国化，在各地广泛流行。这种重视现世利益且又简捷易行的佛教，以取得天堂入场券的廉价许诺和超度亡灵的花言巧语博取了人们的信任，神学迷雾到处弥漫。

　　道教进入了宋代以后，也更加世俗化。佛道结合的内丹修养成为道教的主流。与此同时，内丹和符箓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宋代符箓派道教强调祈福禳灾、驱鬼降妖，借助天之神灵而达到个人目的。这种思想与方法，因宋代民族矛盾不断上升而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于是，一个与地上的封建政权相呼应的以玉皇大帝为至尊，太上老君、托塔李天王等文武大臣为辅佐、机构齐全、等级分明的道教群仙图已经完整地描绘出来。

　　这一时期的世俗迷信得到空前发展。烧纸钱超度等鬼神迷信几乎普及到每一个家庭。北宋仁宗皇帝驾崩，遗诏到洛阳，城中军民以至妇孺，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整个社会浸沉在系统化、合法化的星占、卜筮、风水迷信之中。

　　在佛道二教的影响、浸染下，中国人的死后观念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具体表现在唐代以来流行的“死后十王审判”的信仰中。阎罗王为管理地狱的魔王，传说他属下有十八判官，分管十八地狱。唐宋以来流行的“死后十王审判”的信仰已揉合了儒家慎终追远的孝道观、佛教的轮回因果报应观和民间道教的鬼神观。

　　这种三教合一的死后观，在民间丧葬习俗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宋代人认为，死后如不作佛事，每日则要在地狱中受尽种种苦难，遭狞鬼的鞭讯折磨，无法超生投胎为人。而如果请僧人看诵《金刚经》，“经文资荐”，可免遭磨难，投生为人。

　　宋代是我国火葬最为盛行的时期。元代施耐庵的《水浒传》第26回《偷骨殖何九叔送丧，供人头武大郎设祭》中有一段火葬的描述，反映的正是宋代火葬的习俗。对于骨灰的处理，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焚尸后，将骨灰放入木盒或陶罐，然后埋入墓中。

　　二是尸体火化后，将骨灰存放于寺院或漏泽园中，也有的存放于家中，逢节祭奠。

　　三是焚尸后将骨灰弃于野外或水中。弃之水中又分两种：一是放入“撒骨池”，二是直接投入江河湖海。

　　上述三种方式，在当今都仍在使用。

　　十一、人鬼相杂的民间丧仪

　　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的民间丧仪，与儒家注重伦理等级的丧葬礼仪相比，则具有人鬼相杂的特征。它一方面充满着人情味，另一方面又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对亲人的死亡，儒家认为孝子应该尽哀，而民间都把老人的丧葬当作一件大喜事，认为老人在世享尽了子孙之福，他的升天值得后人庆喜。因此“白喜事”与“红喜事”相映成趣。婚嫁尚红，丧葬从白。婚礼丧礼都应办得热闹。

　　明代官、民的丧葬均染上了奢侈风尚。办丧事摆谱儿，大肆铺张，讲求棺椁衣衾，酒肉筵宴、广设冥具，出钱演戏等等不仅京师蔚为风气，荒郊僻乡的农民也染上此习。厚葬之风，从地下转到地上，追求“观美”之效果。

　　十二、中国殡葬史对于当代殡葬改革的启示

　　中国殡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传统文化分为生的文化和死的文化两部分，那么殡葬文化的研究便可与其他研究生的文化平分秋色了。

　　思考可以构成一座桥，让我们通向新的境界。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句名言：“思索吧，思索能引人入胜”。

　　让我们通过思索中国殡葬历史这座桥，走近殡葬的现实和构建未来。

　　中国当代殡葬习俗以及殡葬业的现状至少有以下方面受到殡葬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1、人们对长辈养育之恩的回报和对亲人的怀念，深受儒家孝道观的影响，寻找心宁的安宁与满足或者显富贵、极观美。

　　2、人们对生死认识的局限，即认为灵魂不死的观念、灵魂与鬼神作崇并影响生者的观念，直接影响当代人的丧葬习俗和对鬼魂的恐惧。

　　3、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现代化趋势与人们思想观念的滞后、甚至在封建迷信中徘徊。臆想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也能与时俱进。各种冥物的现代象征意义即是明证。

　　4、统治者或社会主流思想的提倡引导示范，是民间殡葬习俗形成的源头，是人世间等级制度与富贵贫贱在殡葬中的折射。即便是海天园这样的殡葬改革典范，也有传统的尊卑贵贱在墓地上的体现。当然，殡葬也是现实的反映，现实中的一切无不在这里折射出来。

　　5、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生死观把儒家的孝道观、佛家因果轮回和道家的鬼神观结合为殡葬中的繁文缛节和厚葬奢靡之风，弘扬厚养薄葬，慎终追远的孝道，摒弃因果报应的影响，破除鬼神迷信观念，倡导科学的生死观，是殡葬改革的社会思想观念前提。在这方面我们的宣传工作显然是不力的。

　　6、墓地与耕地、宅地的矛盾。在古代地广人稀的时代，墓地与耕地和宅地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矛盾。但随着人口增长亮起红灯、敲响警钟;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与日俱增。中国人用世界耕地面积的不足1/13，却养活了超过世界人口的1/5。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也随之凸现。随着人们经济文化需求的增加，“厚养薄葬”的传统美德也演变为“厚养厚葬”。在一些地方，死者的坟墓占地越来越大，形式越来越庞大和考究，造价越来越高。如以每平方计算，阴宅的价格大大地超过的阳宅，这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在殡葬过程中，大操大办，兴师动众并非彰显死者，而是生者的自我炫耀。

　　魏文帝曹丕的名言：“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对于殡葬业的改革，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如何藏，即如何葬，葬之无形，为藏之最佳者。对死者尸体的处理，从土葬改为火葬，是一大进步，但是火化之后骨灰要存放，一些火葬场骨灰楼已有“爆棚”之势，而按照传统的“入土为安”观点，存放之后又要埋葬、起坟置墓立碑，一连串的事儿与矛盾来了。海葬，将骨灰撒到大海碧波之中，处理彻底了，真正藏之无形了。而另一种树葬、花葬，将骨灰作为树木鲜花的肥料，岂不应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崇高境界了吗!

　　7、殡葬业如何实现以人为本，替丧家着想，是值得深思的。如何体现薄葬节简的原则，移风易俗，不仅是死者亲属的事，更是殡葬业改革的导向。真个“料理堪忧身后事，经营应笑世间人”。“到头事业”、“结果文章”如何做，政府有关部门和殡葬业者当思之再三。这种创新、改革将对民间的殡葬习俗产生主导性的影响。

　　8、殡葬文化发展到今天，应当使之文化化。何谓文化化?泯灭对死亡与墓地的恐惧、使公墓公园化;把红、白喜事在公园化的墓地中自然地交融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使公墓与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教育、社会公德、传统美德、家庭美德教育、科普教育结合起来;倡导墓志文化，积淀人文精神与人生哲理;殡葬业是一个行业、一项产业，也应是文化事业或尚待培育的文化产业，是政府、企业家和社会各界都应予以关注的涉及物质层面、制度(习俗)层面到精神层面的文化。用今天的思想、今天的财力、人力和物力，为后辈儿孙创造淡化生死、淡化贫富、淡化贵贱、净化灵魂、美化生活的胜地名区——贵州贵阳海天园的思路、著名作家李宽定构建新的殡葬文化事业所昭示的方向。

　　9、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很高的国家，全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5以上，而西部城市化率低的地方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殡葬行业的改革如何由城市延伸和拉动农村，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实行殡葬改革，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地、死人拖累活人、殡葬过程中封建迷信与陈规陋习最顽固的堡垒在农村。“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革命战争年代争取农民投身革命的名言，在今天和今后的殡葬改革中依然闪耀着它的睿智之光。

　　10、殡葬改革的方向我以为应是：人文化(体现人文关怀、实现生者对死者心灵上的和谐)、文化化(墓园、公园、庄园、科普园、德育园……多园合一，为后世创造文物和文化胜地)、产业化(特殊的文化产业和服务行业)。它的运作模式应是政府主导(规划、宣传、法规制定、公共投入等)、企业运作(规范的市场竞争、人文化的优质服务、合理的利润空间、创新的经营战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公众参与(专家学者的介入、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改革落后的殡葬观，接受新的殡葬观)。目前是政府有缺位，认识不到位，仅从限制土地、规范经营上有所作为;而企业的价值取向多以赢利为目的，而以文化创造为价值取向者极少。公众是源头、是市场，他们需求层次的高低，对决定殡葬改革的速度与力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市场导向决定企业产品的功能与质量。

　　中国是殡葬文化最发达的国家，是财富也是累赘。吸收中国殡葬业的核心价值中合乎天理人伦的精华，抛弃其内容与形式中的封建迷信和奢侈靡费的糟粕，是刚刚起步的殡葬改革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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