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之生死企盼

所以，人类应该进一步深思，扪心自问：我们为何要勤勤奋奋？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改造大自然、如此深刻地变革社会制度？我们为何要创造出如此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都是为了使我们的人生更好更精彩吗？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了：人生并不仅仅指生活，更包括死亡在内。死亡并非是人生的异质性存在，并非是人生之后的状态，“死”实质上正是人之“生”的一体两面，就涵括在人“生”之内。
据有关资料显示，仅就中国大陆而言，目前的死亡率大约为千分之六，也就是说，中国一年死亡人数约达八百二十万之巨。（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一号）》，全国人口为129533万）一般而言，一个面临死亡者，他的家人必不可免地会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同时与死者有关的朋友、同事等也会产生哀伤之情。这样，仅中国大陆每年的临终者和受死亡问题的困扰者就有九千万人左右（以每个逝者10个左右的亲属和朋友计算）。可见，在二十一世纪及其以后，死亡品质的提升，包括殡葬水准的提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若死亡品质不能迅速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势必拖住人类提升生活水平的后腿，从而让人类全面改善人生品质的努力落空。殡葬业品质的改善，是人类解决死亡问题整体努力的重要组成方面。
一般而言，科技可以帮助人类去征服自然，提高生产率，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大幅度提升生活的水准，但却难以解答人类之死及死后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科技所由产生的基础是人类的理性，而理性又主要生发于人之经验。“死”却是人类经验无法到达的领域，“死”存在于“彼岸”世界，是活着的感性的人难以经验的存在。所以，这些问题也许只能求助于生死的智慧。
所谓生死智慧，本质上即是对人生问题、“彼岸”世界、超越性存在的一种解释模式，而这种解释模式具体就落实于人类的殡与葬的活动之中。从生死哲学的角度看与人类共始终的殡葬活动，其实质就是人类试图突破“生”“死”之界的不懈努力，这是一种悲壮的最终总是归于失败的努力，而且消耗了无数的物质财富。如果站在纯理性的立场、站在科学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似乎都不必要，毫无意义。但是，恰恰是在殡与葬的过程中，人类创造了丰富的丧葬文化，从而使临终者得到一种稳定感，获得安息之境，特别重要的是，遗属们获得了一种心理的慰藉、一种无穷的期盼、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其实就是人类解决死亡问题努力所在。问题在于，我们的殡葬业是否真正的实现了这一目标，还是部分地背离了这一目标，甚至扭曲了这一目标？这才是我们要真正要关心、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2、现代人之生死实存与中国人之生死企盼间的紧张。
所谓中国人之生死企盼，指的是中国人对生死状况的种种愿欲、期望和追求。死是人生之终点站，蕴含着人们众多的生死企盼，其一源于历史传统文化的积淀，二来自社会现实的存在状况，所以，人们的生死企盼具有民族性、多样化、复杂性和变化多的特色。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生死企盼集中到一点，即是“善死”与“善终”。所谓“善死”，即人们不是遭受到水、火、刀、兵而死，其死是一种正常且自然的寿尽而亡；所谓“善终”，是指人们临近死亡时，能安卧在熟悉的老屋子里，亲朋好友环侍在旁，临终者可以从容不迫地交待完各种心事，再安然瞑目。并能够“入土为安”，让子孙后代可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人们若能实现这种“善死”与“善终”，便达到了理想的高品质的死亡。但是，现代社会中人的死亡，显然与此企盼有较大的差距。
首先，现代人已无“正常死亡”的观念，人们无论是不是在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去世，皆被视为非正常。人们大都是在医院中经过各种治疗（有许多是非常折磨人的治疗），然后才被宣告“医治无效”而死亡的。即便不是在医院中死去，人们也习惯地将死者视为因某种疾病所致。美国著名的医生舍温·纽兰指出：在现代社会，老年人无疾而终的事是不被承认的：“美国联邦政府发表它的《死亡统计预测报告》，从该报告的前１５项死亡原因中，或从其他任何无情的一览表中，都找不到一个项目适合某些刚过世的人。《报告》异常整齐，它把８０－８９岁及９０－９９岁的人所患的特有的一些致命疾病在病因栏中列出来。即使死亡年龄为３位数的人也逃脱不了制表人的分类术语。……作为一名具有行医执照３５年的医师，我从未鲁莽地在死亡证明书上写过‘年老’一词，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么填写，这份表格将退回给我，并有某位官方记录保管人的简要附注，通知我，我已违反了法律。世界上任何地方，无疾而终都是‘不合法的’”。（《我们怎样死──关于人生最后一章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１页）这样，在现代社会，正常死亡的观念实际上已经从人们的头脑中被驱逐出“境”了。那些年龄非常大，显然是衰老而死者，人们也不认为是正常的死亡，因为所谓的“衰老”在现代社会的医疗体系中，也是某种或某些病症造成的（如心血管的毛病、中风、癌症等）。由于当代人之死皆被视为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对临终者而言，死亡的悲伤也就更大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这样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而死者的家属之内疚心理和痛苦也更深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死者，为何没有早日发现亲人的病并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及时治愈它呢？等等，这就使中国人生死企盼中的“善死”愿欲落空了，没有任何人是一种“寿终正寝”，这就大大加深了当代中国人之死亡恐惧与悲伤。
其次，逝者也难以达到“善终”。现代社会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亲人们很难在逝者亡故前全部赶到，而且人们大多是在陌生的异己的医院中去世。然后则是亲人们强压悲痛，机械地添写死亡证明书，还要办理一系列冷冰冰的手续；再后则是尸体解剖和焚化，等等。这一切现代死亡处理方式的工业化、技术化的操作几乎都与中国人生死企盼中的善终要求相背离，这也即是我们常见的中国人临终前总有返家的热切渴求，还有许许多多亲人未到齐，逝者“死不瞑目”的故事，以及尸体解剖和焚化遭到民众本能抵触的深层次原因。
所以，现代中国的殡葬业应该充分注意到中国人生死企盼的特点，消解死亡处理方式的工业化和技术化操作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之更具人性、更有人情味和人伦家庭的氛围，以提升现代中国人之生死的品质；同时也真正提高中国殡葬业的水准，让逝者走得安心，让丧亲者能放心，让社会能满意，从而为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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