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殡葬的起源

曹操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许劭评论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他曾对社会流弊进行改革，厚葬恶习便是他改革的重点。建安十年，他平定冀州后，马上下令革除厚葬，一之于法，并严禁墓前立碑。他自己以身作则，率先薄葬。他生前选定墓地，并确定基本格局，诏告天下；“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曹操死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遂古……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戌者，不得离部。”有司各率乃职。佥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结果葬事均按其遗愿办理。文帝曹丕遵其父志，无所增加。他选择都城洛阳首阳山东麓作为陵地，并留下终制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镂，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规定：“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为寝殿，造园林，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他明令丧事一切从简。其手下大臣纷纷效仿。太常韩暨临终遗言：“生之益于民，死犹不害于民”的主张，实属可贵可嘉。
蜀汉先主刘备有节葬短丧的遗诏，实行薄葬之制。名相诸葛亮身行薄葬，遗命“冢足容棺，佥以时服，不须器物。”
厚葬之风始于隋唐。唐代帝王奉行厚葬，此风迅速风靡全国。
而明清时期丧葬中奢靡之风始于封建帝王，其主要表现是陵墓的建造。封建帝王妄想在死后把生前骄奢淫逸的生活带到阴曹地府，对陵墓的建造不惜一切。如明万历帝的定陵，耗银800万两，而明定陵出土的随葬品数千件，且多为罕世珍宝。明代北京的十三陵，皆系厚葬的典范。
清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太后的棺材成型后，先用100匹高丽布缠裹衬垫，再漆饰49次，且每次油漆的工序都有不同的名目。至于陵墓中的随葬品，其数目之庞大、质量之精巧，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慈禧的尸体深埋在珍珠、金银、翡翠、玛瑙之中，多是清代工艺品的典型代表作，约值白银亿两。可惜在1928年被孙殿英部将清东陵中的乾隆、慈禧等墓中财宝盗窃一空。

十、三教合一的死亡观

五代十国时期，统治阶级极力推进儒、佛、道三教的合流，从而促进了封建迷信的泛滥。
佛教经历了盛唐的鼎盛时期以后，开始由高峰向下衰落，不得不在“内而诸宗融合，外而三教合一”中寻找生路。不讲理论、修行简捷的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佛教诸宗的主流，诵佛念经、超度亡灵等神学迷信逐渐取代了对佛学理论的探讨研究，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中国化，在各地广泛流行。这种重视现世利益且又简捷易行的佛教，以取得天堂入场券的廉价许诺和超度亡灵的花言巧语博取了人们的信任，神学迷雾到处弥漫。
道教进入了宋代以后，也更加世俗化。佛道结合的内丹修养成为道教的主流。与此同时，内丹和符箓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宋代符箓派道教强调祈福禳灾、驱鬼降妖，借助天之神灵而达到个人目的。这种思想与方法，因宋代民族矛盾不断上升而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于是，一个与地上的封建政权相呼应的以玉皇大帝为至尊，太上老君、托塔李天王等文武大臣为辅佐、机构齐全、等级分明的道教群仙图已经完整地描绘出来。
这一时期的世俗迷信得到空前发展。烧纸钱超度等鬼神迷信几乎普及到每一个家庭。北宋仁宗皇帝驾崩，遗诏到洛阳，城中军民以至妇孺，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整个社会浸沉在系统化、合法化的星占、卜筮、风水迷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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