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丧礼的基本特征

　　由於人类的共同性，各民族在丧礼上有许多相通之处。但由於中国古代独特的大农业地理条件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等条件，因而中国传统的丧礼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周礼‧春宫‧大宗伯》曰：「以丧礼哀死亡。」三礼之书中相当篇幅是讨论儒家丧礼的，如《仪礼》中的「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篇就是专讲丧礼;此外，《周礼》、《礼记》中也有若干记载。丧礼构成周礼的重要内容，周礼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因而，丧礼也具有社会治理的功能。 　　儒家继承和发扬了周文化，又自成一个系统，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传统的丧礼中浸透了儒家精神，儒家精神构成了二千多年中国传统丧礼的基调;同时，又深受宗法制度、祖先偶像崇拜以及大农业社会、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等因素的影响。产生丧礼的总原则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并由此产生了中国古代丧礼的一些基本特徵，即「重孝道、明宗法、显等级、隆丧厚葬」。此外，道家和佛教思想也对中国传统的丧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 重孝道 　　指将丧礼作为推进孝道的一个重要环节。「孝，礼之始也。」(《左传‧文公三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如此。汉朝宣称「以孝治天下」，皇帝庙号均冠以「孝」字，诸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庶民在先人的牌位或墓碑上亦冠以「某孝子(女)」、「某孝孙(孙女)」等;官员丧父母，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曰「守制」等等。这一切源於儒家理论。儒家第一经典《论语》中多处论述了「孝」对於修养人格、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者，德之本欤」。这一整套思想被历代国家所继承，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的「孝道资葬文化」。倡导孝道，以孝道敦厚人心，强化代际联系，进而促进社会治理，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丧礼文化的核心。 　　二、 明宗法 　　即使人明白自己所属的宗法关系，以及个人在其中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古代的丧葬活动基本上是在宗族范围内进行的，丧礼的规定也因人们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各有不同。比如，同家族中有人去世，同家族、姻亲若知道而又不去悼丧，会被认为是极大的无礼，要受到族内的指责，丧家一般会因此与之绝交。而周代丧礼中的「五服」以及居丧时间的长短，也是根据亲疏关系的远近制定的。这一切都是在「明宗法」。这样，人们既是在显示(或提醒)他们之间的血缘亲疏关系，同时也是在促进宗族内部的团结(所谓收族)。这一关系模式推及师生、朋友、同僚、上下级等等方面，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社会内容。如孔子死，弟子服丧三年，执父子礼。 　　三、 显等级 　　即显示死者的社会等级。所谓「生享富贵，死极哀荣」，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也是最高的生死追求;同时也在显示死者的家族亲属的社会等级。丧礼中的等级，政治上的，如什麼地位者死后用什麼称呼(如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用什麼礼仪出殡，墓制等规定;精神上的，如国家向有优良德行或特殊贡献者赐以諡号，以此表彰死者并激励生者，比如北宋范仲淹死后諡曰「文正」，故后世称「范文正公」。现在则有「伟大的」或某「家」之类，这是现代的諡号。再有坟墓埋葬制度上的，如坟高、墓区的大小等。总而言之，中国死亡文化中的等级制度，全面地体现於关於死亡称谓等观念形态，丧事、祭祀等操作形态和墓葬等实物形态之中。 　　生者为死者追求更高的等级，夹杂著不同的感情：有时是生者觉得死者生前有巨大的贡献，不给以更高的等级对待便对不住死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有时则是在给自己挣社会地位，因为这样能给生者带来相当的好处。 　　由於丧事是综合显示生者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一个机会)，而中国社会的环境又允许、放任这类消费，因而，历代都有隆丧厚葬之习俗，久之遂演成传统。或者说，中国社会只要有几十年的太平，就有可能走向隆丧厚葬。 　　如前述，隆丧厚葬与儒家有关系，但不能归结为儒家。绝不能简单地认为，要提倡简丧薄葬就必须反对儒家学说。儒家「重生」，重生则重教化;「送死」也是为了重生，因而对丧礼历来极为重视，丧礼繁多，为同时代世界各国所不及。但它和隆丧厚葬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古代的丧礼是包含著最复杂的社会含义并最具条理化的一整套系统规则，现存最早的见於西周三礼，后世各朝虽各有损益，民间亦有变通，但基本精神未曾改变。相反，佛、道、基督教等轻视人生，鄙视肉体，故丧礼多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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