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墓穴与丧葬文化

　　传统的“往生”观念,把死等同于生,因此丧葬过程实际透露的是生者的观念。豪华墓地既是给自己看的,更是给他人看的,用以彰显生者家族的富贵、人脉和显赫。因此,仅有《殡葬法》规范殡葬行为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从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彻底破除殡葬旧习。

　　清明以降,天价墓穴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距北京市房山区直线距离不超过10千米的万佛园公墓,紧邻拒马河,面积超过800亩,已有上千逝者在此入土。这个墓园距北京较近,主要面对来自北京的客户,多数墓地能卖到每平方米10万元。

　　说实话,北京附近的墓穴价格已经比肩北京市中心区10万元1平米的房价,死人与活人显然能平起平坐。能让北京的墓穴卖上大价钱的原因在于,北京的人太多,墓地非常抢手,并且中介大多打的是环境和风水牌,“墓园坐北朝南,背靠拒马河,风水极佳”。

　　尽管北京的墓地价格都比较高,但比较其他离北京更近的墓地,如昌平区景仰园墓区起价48000元左右的墓穴,10万元的价格已经高得离谱。墓地价格的高涨当然与土地供应不足有关。民政部此前发布的《2014-2015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绿皮书称,中国每年死亡人口约800万,火化率约50%;由于土地资源短缺,大部分省份现有墓穴将在10年内用完,在此背景下,目前特大城市存在墓地价格虚高等问题。

　　表面上看,土地的供不应求导致了墓地价格虚高,但为何人们在离去后还要一争墓穴的高下、宽阔、气派和豪华呢?追根溯源,完全能从千百年来的传统专制文化找到源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追求墓地的豪华、气派之根,在于中国几千年来权贵丧葬行为的引领和示范,以及随历史形成的丧葬文化。

　　中国人挑墓地大小和风水,最初来自于并不平等的专制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厚葬之风。在权贵的眼里,生前需享尽荣华富贵,死后也要占领风水宝地,以求永久地享有人间美景。按照史料记载,厚葬之风兴于春秋时期,盛于汉唐,至明清再达到高潮。而引领厚葬之风的不外乎大大小小的帝王和有钱有财者。

　　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帝王约有492位,每个帝王都拥有奢华的墓地和大量的厚葬品。这其中墓地最大、陪葬品最丰厚的是中国帝王第一陵墓——秦始皇陵。秦陵“坟高五十余丈”,约合115米高,占地56.2平方公里。秦陵地宫东西实际长260米,南北实际长160米,总面积41600平方米,相当于现代5个标准足球场。至于其中的葬品,仅在陵区地宫外发现的文物已超过10万件。

　　如果再追溯中国人的丧葬习俗,则存在更为丑陋和残忍的用活人和牲畜陪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杼杀庄公,其嬖宠之人前后十一人死。《史记齐太公世家》引《括地志》说,晋永嘉末齐墓中,“以人殉,骸骨狼藉”。

　　随着时代的发展,活人和牲畜陪葬的风气遭到鄙弃,但权贵占据庞大的风水宝地厚葬的传统却传承下来,到了民间,便主要体现在选择墓地风水和大小上。其间,帝王的陵墓一直成为民间丧葬的标尺。如清入关后第四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皇帝(死于1799年2月7日)的陵寝——裕陵,位于河北孝陵以西的胜水峪,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乾隆十七年竣工。裕陵建筑宏伟,工料精美,气势非凡,自南向北依次为圣德神功碑亭、五孔桥、石像生、牌楼门、一孔桥、下马牌、井亭、神厨库、东西朝房、三路三孔桥,以及东西平桥、东西班房、隆恩殿、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和地宫等,耗银170多万两。

　　现代以降,中国的奢华墓葬虽然较古代少了许多,但并未绝迹。近年曝光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所建造的坟墓,很多占地极广,气派豪华。

　　源远流长的厚葬传统,同时也融入到了中国的风水文化中,风水中就有专门建造阴宅的原则和方式,如同修建阳宅的原理一样。这在汉代产生的两部风水著作《宫宅地形》和《堪舆金匮》中已得到体现。实际上,传统中国人的生死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依赖墓地和建筑豪华墓地的心理和文化基础。无论是佛家还是世俗的阴阳轮回,都把死等同于生,因而有往生之称。对于往生者,就要按照生者的意愿去安排丧葬,实际上透露的是生者的观念。建造或选择的墓地既是给自己看的,更是给他人看的。这不过是一种心理暗示甚至明示,表明往生者的家族和亲人是荣华富贵,还是一贫如洗;是人丁兴旺,还是香火不继;是升官发迹,还是郁郁不得志……这些似乎统统都可以体现在墓地的风水和大小上。

　　因此,只有《殡葬法》规范殡葬行为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从文化和社会心理上破除殡葬旧习。当领导干部和社会名流都选择树葬、水葬之时,当社会心理和文化都不以豪华墓地为荣之时,到了生命终点,人们才会死得起和死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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