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简要经历

　　父亲去世的前一年，他儿时的朋友写了自传请他题词，父亲看了这位朋友的自传后，也想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但考虑到自己文化浅(我爷爷去世得早，由于家庭贫困，父亲仅读过半年的私塾和两个月的二年级就没有继续上学，他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毅力，边干工作边学习，但写长篇文章不容易)且身患重病，就没有动笔。知道父亲的想法后，我建议他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我帮他修改和打印，父亲同意后写下了此文。在写作过程中，父亲每写到动情处总会流泪，几次停笔，最后坚持写完了全文。我当时在县教育局工作，抽空将文章用电脑打了出来，第一次完稿后，由于操作不当,已打好的内容全部被新的文档覆盖，无法恢复，只能重来。最后，在县教育局同事的帮助下，完成了文章的全部打印。每次用电脑输入这篇文章时，我总是泪流满面，深切感受到父母的辛劳与不易。遗憾的是，文稿打印好时，父亲已经离去。今天将这篇文章发表于此，以纪念我亲爱的父母亲。——青松

　　我的一生简要经历---青开科一、童年时期我于1931年出生在晴隆县(当时叫安南)第二协厂大乡第二保第六甲洋岐山(现在的鸡场镇洋岐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我的父亲青发安和母亲郑德兰，都是老实忠厚的农民。家庭主要靠讨田种地为生，父亲除讨田种地外，农闲还外出做点小生意，找些钱帮助家庭小用。但不管怎么勤劳也只是一年辛苦半年粮。我家讨的是协厂谭姓及孙才高、郑开敏、邓荣员等人家的田地耕种，有的是平分，有的是交租(多达十斗);每年除交租后，所剩粮食还不够半年口粮，时常靠吃糠菜来度日。我的父母共生下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在旧社会缺医少药，家里又无钱，我上面的大哥和姐姐以及下面的一个妹和两个弟弟都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最后只剩下我和现在的弟弟青开榜两兄弟了。抗战时期，抓兵派款无止境，我在九岁那年(1940年)，父亲送我到赵万才老先生家去发蒙，学费是半年交6斗米、150斤谷子、一斤油、一斤盐、一斤叶子烟、一斤茶叶，还要做一桌酒席送到赵老先生家里去，然后，在他家堂前磕三个头，从此就拜赵老先生为师学习文化知识。在赵先生家读半年私学后，因家庭贫穷，交不起学费，就没有再继续上学了。到了11岁那年(1942年)，我和寨上年龄上下的邓荣朗、易前龙、蔡开学、邓荣兴、杨乃光、赵明亮等，一起去协厂乡中心小学读洋学堂。邓荣朗读四年级在他外婆家吃住，易前龙、赵明亮读三年级，我和蔡开学读二年级，邓荣兴、杨乃光读一年级。当时是郑德华当校长，教师有张正伦、孙帮柱等人。我们每天早上从家里吃点饭上协厂读书(上十里下五里)，下午放学后才回到家里吃晚饭。这样读了大约两个多月，因为上学路途远，又加上我伯父被抓去当兵了，家中设法借钱交了,他才被放回来，回来后才一年，又要第二次抓兵了，我父亲因抓兵被甲长赵明近等赵姓家族又毒打一顿成了重伤，无钱医治，从此我也就上不成学了。父亲被毒打成伤后，打官司没钱，因为旧社会是：衙门大大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因家里贫穷，父亲就不敢与有权有势的人家斗了，只有背井离乡，独自一人到离家三里多的雨集四角田的朋友王报神家躲起来，由于去的时候没有同伴，又加之重伤在身，到了四角田就病倒了。拖了两个多月后，病情严重了，王家带口信来说：人病重，快不行了，快去抬回来。我母亲请寨上的郑德玉和杨福林把我父亲抬了回来，回来后，因家里贫穷又缺医少药，只是请人送神、送鬼，钱花了不少，病情也不见好转，说是什么黄肿病，无药可医，只有等死了。我们只能眼巴巴的看到父亲那可怜的样子，又肿又黄，拖了一年多，家里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了，他又要吸大烟。一天，我妈找得几个钱，要我到晴隆县城买点洋烟给他抽，我那时才11岁，不懂事，从洋岐山走到县城东街，找到堂伯青亮成去杨定安家去买了几钱熟烟给我拿了回去，到家后，父亲接过去一闻，说是假的(用猪皮制的)，父亲把我叫到床边，不由分说就用烟枪打我，打得我只是哭，话也不敢说，妈妈见状把我拉了过去，娘儿俩大哭一场。妈妈叫我吃一点饭，马上又回晴隆，找二大爹，去杨家把烟换回来，到了家后，烟是好的，但是抽烟的烟具不好用。父亲叫我第二天去大紫塘李光全家借烟具来用(李和父亲是伙计)，李光全要和我一起到家里来打烟给父亲吸，父亲又骂我，说什么老子叫你借烟具，你连人也借来了，把我的烟吃光了，我吃什么呢?我不敢说一句话，只好由他骂算了。一直拖到1944年1月，父亲病情加重，死了，他当时39岁。父亲死后，家里除了有一匹母马、一匹小马、一头猪外，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有人说：把马卖了将钱用来安葬父亲，把猪留下来过年。我妈说：他死了，娃娃又小，出不了劳力，我留下马可以当个帮手，用它驮煤换牛耕地也好，等孩子们长大点用马驮点东西做买卖，帮助生活也好，我们不过年了。之后，母亲把猪卖给邓荣品买了一盒白木头(棺材)，把父亲简单开了个路就抬上山了。当时埋不成，到了第二年二月份才把父亲从赖石柯抬到云盘山安葬的。1945年安葬父亲时，我13岁，开榜6岁，开敬才3岁。安葬父亲后，我和妈妈去云盘大地种包谷时，一场大雨把我淋病了，这场病足足拖了半年时间，我的皮子落了几层，头发也掉光了。每天早上，母亲把我从床上背到大门外的粑粑盆里，用一床蓑衣放在上面，我在上面一躺就是一天，要等到母亲回家才又把我背到床上。当时家里粮食不够吃，盐又贵，一斗大米或一斗黄豆(40斤)，才能换一斤盐，我们哪能吃上盐。每天一到吃饭时间，就希望祖母能叫我去吃饭，我不能走，祖母就送饭来喂我，我特别想到祖母家去吃饭，是因为祖母家有点盐和两造饭(玉米和大米各一半)，有时还能吃上一点菜豆腐。这一年里，开榜的眼睛一到下午就看不见了，由于饮食缺盐和营养，开敬生病无钱医治，也被拖死了。这接一连二的打击，伤心的母亲眼睛差点就哭瞎了。1945年，伪保长们又要派我的兵了，他们把母亲抓到乡政府关押起来(与邓传文的母亲一起)，我大伯父和邓传文的二叔邓少先俩位老人主动去替自己的侄儿坐牢，换回了我母亲和邓传文的母亲回家照顾儿女。母亲为了找钱去开兵钱，只好把那匹小马卖给桐家寨的周子明，卖得金元卷三千元，拿到大紫塘乡政府去交兵钱时，恰巧遇到副乡长李光孟在场，他问：“交什么钱?”母亲说：“相成(父亲号名)死了，丢下三个孩子，又死了一个，剩下两个，保甲长要我们出兵钱，我刚把一匹小马卖得这三千元拿来交的。”母亲边讲边哭，李乡长说：“娃娃那么小，他们父亲去年才死，怎么要兵钱呢?大妈，你把钱拿回去买头牛喂，以后好帮助搞生产，我给保长讲就行了。”就这样，得到李乡长的恩情，永远难忘。母亲高兴得将这三千元钱带回来打算买头牛，正在这时，我们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鬼子被打败了，这钱不用了，但我们的内心却十分高兴。我家的那匹母马和蔡明安的、我伯父的都被甲长带到乡里来，保丁来把马赶去送兵(国民党的部队)，我伯父青甫成带我把马一起照管送兵到盘县，然后设法把我和我的马一起拖了回来。蔡明安的马拖死在路上了。这年十月份，我的病拖好了，我病时才播种，病好了秋收也完了，整整病了半年时间，我真是死里逃生啊!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15、16岁就开始干成人的活了：用马去帮别人驮粮食换牛来耕地，冬季驮黄果卖，买谷子碾成米卖，就这样，我逐渐可以挣钱帮助家用了。我17岁时就和寨上的赵子华等人到外面帮人当驮夫，帮过车行徐秀毫和龙少成他们家驮油到安顺，驮洋沙和盐回晴隆，有时驮黄豆到兴义，驮大米到云南泌河等地，后来有了一些本钱后，就买黄果驮到晴隆县城和关岭去卖，直到1949年12月晴隆县解放了，我才停止做生意。 二、1950-1956年参加正式工作前的情况1950年初，晴隆县县委书记是靳子明，县长是何祖岳，县农协会主席马龙相。我们凉水区(第二区)区委是南街干部孙秉祥同志、财粮助理员李书忠、公安助理员徐洪顺、会计吴德庆、通讯员罗忠国等同志组成区政府工作组。凉水区共分为凉水、协厂、三宝三个大乡，我们协厂乡第一任乡长是芮诚(北京人，后任县法委第一任院长)同志担任，芮诚首先带领班长刘保林、战士李建仁到洋岐山发动群众，他们白天身作便衣为老百姓担水扫地，晚上组织青年人唱歌，把我们这些贫穷的农民组织到寨子外面的柏杨林、坟门口、黄果林头开会，宣传党的政策及组织农会、民兵工作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我们协厂乡第二村农会主席是赵子文，副主席是陈炳华、卫德由，村长是汪少文，副村长是杨天德。我们洋岐山属二村第六组，群众选蔡开学同志为农会组长、选我当副组长、罗正全为武装委员，并组织儿童团、姊妹团等群众组织。我们有了各种组织后，积极投入到清匪反霸、减租减息、退帮工退粮、征粮、镇压反革命等五大任务工作中去。我们带领民兵打土匪、收缴地主武装的武器、弹药、大烟等工作。1951年春季，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了，乡长由刘有勋同志(罗平游击队)担任;干事由李德学同志担任;这时农会主席是范高学;农会副主席是王志荣、王少华;村长是陶竹明;我任民兵副队长。1951年冬季土改队进村后，区委由王守义同志任书记;我们乡长由胡朝林同志担任。1950年3月的一个赶场天，早晨十点钟，一群土匪在学官的甘田下面大路上抢从晴隆来卖盐的老板，我当时正在河对面的矮坡上铲地埂，看到情况后，我马上吹响哨子，民兵们听到哨子后立即赶来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土匪打跑到桐家寨磨田大井头，当场打死土匪一名，活捉一名。民兵们把已死的土匪的头割下来，挂在另一个土匪的胸前，押往鸡场，游街示众，然后又把死者的头取下来挂在已死土匪的老丈母的胸前(他这天早上是从她家吃过早饭出发的)，把这个老太太也拉出来示众。下午，将那名活捉的土匪由民兵押到紫塘乡政府关押，当晚他逃跑了。从1950年春季起，晴隆的县、区、乡各级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全县各种组织建立后，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征粮、退帮工帮粮、镇压反革命等五大任务开始了。我当上了农会小组组长和民兵干部，从过去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了。我积极主动带头参加各种革命工作，带领民兵和青年投入到革命队伍中。由于我工作积极肯干，1951年我被抽到土改工作队，1951年11月我带上简单的行李到了本乡第二村三组参加土改工作，从宣传土改法开始，发动群众组织评议委员会，把田地分等级评定，造册登记，上榜公布后，划分阶级成分，一直到斗争地主，没收地主财产等工作完成。因第四组(白岩、大湾地等)任务没完成，又把我抽去协助第四组完成扫尾工作。1953年4月，全乡土地改革工作结束后，我回到老家生活，根据全国情况，我带头组织了晴隆县第一个互助组，叫青开科互助组。首先从5户开始，三个月后发展到了9户，同年8月，我被抽到县里学习培训，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回到家后的10月份，县里通知我到兴义参加专区办的第一批团支干培训班学习(三个月)。春节前后回到家，又积极领导我的互助组开始搞评分记工。这年我的互助组发挥了组织的作用，生产搞得最好，解决了劳力和物力的许多困难。由于改变了生产方式，这年全组家家户户大增产，不仅在全村全乡，乃至全县都起到了示范作用，农民到处要求组织互助组。就洋岐山而言，组织了蔡开学、赵子敬、邓传文、张德明等互助组。我于1953年3月在区委书记王守义、乡长胡朝林同志的介绍下，在凉水区公所(区委所在地)和本区的李德学、杨树梅、刘维、陈英华、文定邦等同志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因我是贫农，所以预备期是半年，同年9月我按期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53年春，我和县委代理书记齐田顺等同志一起参加了贵州省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即三大改造)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会，学习中央关于我国第一部总路线和我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等方针政策。在会议期间，不仅听到省委第二书记申云晡同志对小农经济改造的报告，而且对全省重点的贵定县白云区白云乡赵树华互助组、全省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社的经验介绍。回县后，我被抽到第二区的凉水、学官、鸡场等地传达大会精神。回来后，我一面积极为办初级社准备工作，一面宣传大会精神。同年，县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我被选为乡和县人大代表、团省委委员、团县委委员。这年秋后，我的互助组和赵子敬等互助组联合起来向县委报告，申请试办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县委和政府不仅批准了我们的报告，还派李开祥等几位同志到洋岐山协助我们试办(共26户)。我被选为社主任，由于发挥了组织的优越性，我的合作社在县、区、乡的重视和社干部同志的帮助下，在全社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的努力下，我们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得到大幅度的增产，在全县互助合作社运动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县里不仅组织干部群众到我社参观学习，而且省剧团的几十个人从贵阳赶到晴隆，步行到洋岐山为我社表演节目。周围几个乡的群众纷纷到场观看，对全县震动很大。当年，我的合作社出席了全省的表彰大会，被评为省先进集体，奖品有双轮双铧山地犁和奖旗，我被评为全省农林劳动模范，受到省、专、县各级党政的表扬和奖励，荣获劳动模范奖章。1954年秋季，我的合作社发展到56户，全社有5个民族。1955年春季转为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这五年我所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增产特别突出，我连续几年都被评为全省农业劳动模范，还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5年9月，我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的表彰大会，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回县后，学官乡的几个初级社都纷纷申请要求加入我的高级社。经过县委批准后，于年底合并为一乡一社，取名叫“新江高级社”，我被选为社主任和乡党支部副书记，李光智同志任乡干事、党支部书记和高级社副书记，他每月工资为14万元旧币(折合人民币14元)。我是由合作社评给上等劳力的公分参加分配的，另外发给6万元旧币(折合人民币6元)，负责全社乡工作和生产。当时，我不仅是劳动模范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而且是区委委员、县人大代表、团省委委员、省青年联合会委员、乡副书记、供销信用社的监察主任等职务。1956年5月，由于洋岐山的生产基础好，群众积极性也高，工作的效率比学官好，洋岐山的群众怕统一分配后吃亏，提出分社。通过做工作无效后，我们只好向县委、政府写报告，得到批准后，又分为洋岐山和学官两个高级社。分社前，我们于1955年冬季在高级社社管会和支部的决定下，到水利局请陈兴华和周培成两位技术员帮助我们设计，我们自己投入劳力，用公积金在新发寨上面(现在的大桥河一级电站处)修了一个小水电站。这个水电站所发的电主要用于全社社员照明用电，后来这个站被县里拿去扩建，因为没有钱，之后才交给大厂去修。我们在修水电站的同时，还发动群众大修马车道。我们从洋岐山把马车道修到了油寨后面的岩上田，后来由于新江高级社分开了才停止。分社后，群众满意了。三、195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作情况我的工作量较重，我们回到洋岐山后，县委书记齐田顺同志和县委政法委书记、县检察院检察长王守义两位同志(王守义原是我区第一任区委书记)，他们对我的情况都很了解。两位老领导到我家里把我叫到洋岐山水碾头开了一个三人会议，要我谈谈分社后的想法，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只要组织满意，群众满意，我也就满意了，没有什么意见。”二位领导提出说：“原洋岐山有几位社干部，从1952年办互助合作社开始，起了全县的示范作用，苦了四、五年，现在分社回来了，想给几位老同志安个工作，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表示很高兴，同意县委的安排。于是原副书记罗正全安排在县采购局工作，月薪24元;原高级社总会计易前龙安排在县委农村工作部，搞财会辅导员工作，月薪28元;财经委员蔡开学安排在县农林水利科，搞黄果技术辅导工作，月薪24元;记分员青开榜安排在凉水区供销社当营业员，月薪是18元;从1956年6月起执行。我是到9月份才安排工作的，9月底我接到通知，被安排在县团委任副书记，月薪48.50元，我10月7日到县委报到时，一共领了9、10两个月的工资，共97元。那时的97元是管用的，当时我买了一双真皮皮鞋，花去14元;买了两套卡机布衣服花了27元;用20元制了一套简单的行李，身上还剩10元钱。当时，在县委伙食团吃饭，大灶每月交6元、中灶交9元、小灶交12元。我报到后，到团县委工作，分我带几个有文化的同志为一个工作组，到第二区(鸡场区)协助区、乡搞冬季生产(积肥、修水利等工作)。当时我们国家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治国方针，很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接着，党和政府号召，要下放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由于我是农民出生，又是劳动模范，对农业生产技术也知道一些，于是积极报名申请要求下放到基层工作，报名后，几天就被批准下放到碧痕区高岭乡工作。我于1957年4月份和团委书记杨国章同志一起去碧痕区，杨任区第一书记、县委委员;我任高岭乡党委书记。在正式参加团县委工作之前，我从1953年开始带头组织互助组起，到1956年为止，这四年都被评选为省、专、县的农业劳动模范和全国、全省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特别是1955年9月出席党中央、国务院、团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期间，我不仅被中央授予“伟大祖国的忠实儿女”的光荣称号，而且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这是我一生中最荣幸的大事。这次大会的简要情况是这样的：1955年9月20日下午1:00，由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廖承志在全国政协礼堂宣布开幕的，大会名誉主席团是由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党中央副主席、外交部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委员长、副主席、总司令朱德和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陈云、郭沫若等七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由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廖承志、胡克实、荣高堂、田华、郝建秀、王崇伦、王保京等73人组成，贵州省有罗学芳(打虎英雄)参加主席团。大会开到9月28日下午，共9天时间，最后由胡耀邦书记宣布闭幕。全国出席这次大会的积极分子和代表共有1527人，其中工业战线383人，交通运输战线105人，农林牧副渔业战线413人，商业、粮食战线78人，文教卫生战线211人，部队各军兵种155人，党政群机关团体30人，基层干部、少先队辅导员34人，其他方面114人。贵州省出席大会的积极分子有24人，代表有7人，共31人，其中农业战线10人，其他各条战线有21人。当时为大会题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国家主席刘少奇，他的题词是“学好本领建设祖国”，周总理的题词是“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朱总司令的题词是“勇敢坚强，保卫祖国”。为大会作报告的有胡耀邦、邓小平、宋庆龄、罗瑞钦、谭政、谭振林、赖若玉、邵子恢、廖承志等人。除此而外还有苏联、越南、朝鲜、蒙古等各国代表团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参加大会闭幕的中央领导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宋庆龄、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李先念、何香凝等领导。在大会期间，毛主席、刘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了到会的积极分子和参加大会的代表，并一起照相留念。9月20日下午3:00，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大会的积极分子和代表们，并颁发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章和证书，同时还有《伟大祖国忠实儿女》和《为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书各一本。第一本是全国参加大会的1527个人的模范事迹和照片，第二本是整个大会活动场面和中央各位领导人的报告、指示和讲话的全文，以及每个积极分子和代表的详细地址和单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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