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父亲（三）文/苏玉亭

　　一个与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公仆。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一位风尘仆仆、斜挎公文包的高个中年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母亲面前，深深地给母亲鞠了三躬，然后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告诉我们：“我是永登水泥厂厂长，昨天听到老书记逝世的噩耗，我们连夜开了党委会，特派我专程乘飞机赶来，代表全厂一千六百名职工恭送老书记最后一程。”

　　建工部永登水泥厂是父亲六十年革命生涯中唯一工作过的一个工业企业，也是父亲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非常珍视的一段人生经历。他曾写信告诉我“管理工厂我毫无经验可谈，必须从零开始学习，对此我感到很新鲜也很振奋。这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常常让我回忆起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这里纯朴勤劳的工人兄弟，真像我那些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的革命战友。”

　　从1970年到1973年，在当时到处锣鼓喧天、口号声震耳欲聋的文革大背景下，父亲在甘肃永登这个偏僻艰苦的水泥厂找到了一方能使他心灵洁净、安宁的净土。他以满腔的热忱投身到生产建设的洪流中，他穿着厚重的工作服奔走于各个车间、厂房，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与设计管理人员挑灯夜战解决各种问题。有时生产任务太重，他就以大饼充饥，用凉茶解渴，衣不解带地带领干部工人完成突击任务。他扎实苦干的作风，令干部们刮目相看。他朴实无华的性格很快便与工人群众拉近了距离，打成了一片。1972年我从部队去看望他，惊奇地发现父亲脸色红润、笑意盎然，而且精力充沛，话也幽默了很多。走在厂区的柏油路上，他与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点头致意，职工们的问候也颇有新意“老九书记好”。“为什么是老九?”父亲笑答：“我是九级干部又是知识分子，还是个双料老九呢!”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大姐告诉我：“大妹子别见怪，老书记是大干部，却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看，我们当然要把他当自家亲人敬重了!”

　　在这里，工人们的乐观豁达让父亲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暖，工人们的纯朴宽厚为父亲抚平了在多年政治运动漩涡中碰撞所致的伤痛。在这里，他从工人师傅们清澈的目光中看到了人间大爱，他从师傅们质朴的话语中看到了国家的未来。在给我的信中，他重笔浓墨地写到：“中国的工人阶级无愧共和国的脊梁，有他们在就有光明，有他们在中国就有希望。”

　　父亲与永登水泥厂的工人兄弟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地度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后来因工作需要，他离开了难舍难分的永登水泥厂。但这里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为这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着老厂长后来的每一段日子。

　　记得父亲离开永登水泥厂后，每年春节，厂里都会派专人专程前往兰州去看望他及家人。1992年父母去了北京，只要厂里有人来北京开会出差，一定会叩响我家的大门，带来全厂职工的祝福。每次见到他们，父亲都是喜上眉梢，问东问西。关心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在兰州时，家中若有困难，只要打个电话工厂驻兰办事处的师傅们次次都是第一时间赶来帮忙。在办事处最显眼的地方贴着我家的联系方式。“为老书记的生活排忧解难”成了几代驻兰办事处人员不成文的工作规定。

　　记得那是1982年的3月，春寒料峭。父亲在外散步时不慎摔倒，造成右腿髌骨骨折，随即又发生了严重的心脏房颤和尿潴留。复杂的病情让西北民院校医院的医生深感力不从心。值此父亲危难之时，是永登水泥厂驻兰办事处的师傅们，用送货物的大卡车和临时卸下的门板，靠肩扛手揽，六人合力将父亲从楼上抬到了车上，火速地送往兰州军区陆军总院。当这辆没有等级的货车径直开到陆军总院高干病区大楼前，当我的工人老大哥们用特殊的方式将父亲抬进豪华气派的高干病房时，迎着医生们诧异的目光，我潸然泪下，泣不成声……在那一刻，我真正领悟到了什么是“大爱无疆”!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借此文再次重复当时的谢语：永登水泥厂的师傅们，感谢你们对我父亲的救命之恩，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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