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FRANK二三事

　　我与Frank相识有近20年了，初次见面应该是1993年夏季。那时他在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教书。利用假期他走访了我们实验室(厦大)。通过那次访问，我们与他的实验室建立了合作关系。从那时开始我们实验室的一批批老师、学生，如：应海、成隆、严建、翊如、登云、李伟、李磊等陆续到香港去学习和合作研究，想当初能获得这样的机会是多么珍贵啊!通过这种联系我们实验室的科研能力得到了提高。尤其是Frank帮助老师、学生提高科技英语论文的写作能力，并为实验室科研水平的提高做出重大贡献。不夸张的说我们实验室的每篇英语论文都是经他修改润色的，这种“传统”一直从厦大带到青岛，后来带到了华厦。有许多学生的毕业，老师的提职得到他的这种间接帮助得以解决。Frank他不会拒绝人，有时一些跟他专业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论文请他修改润色，他也会应允下来，耐心地学习那个专业的知识，花大量的时间啃下了“任务”。即使在病中他也来者不拒。

　　Frank是江西人。解放前为避战乱他的全家迁往香港，因此他曾在香港读过小学，会说些广东话，几十年后他到了香港任教，还用粤语给学生上课。解放初他随祖父母三人前往台湾，而他的父母及家人则返回内地江西老家。他在台湾完成大学教育后赴美，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美国福特公司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从事研究及开发工作，83年他曾被联合国环境开发署聘为专业顾问回大陆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祖父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他经常回忆祖父，有一年我和他去北京，他一定要去祖父曾经告诉他那些地方看看。他说他到香港工作的很大关系是香港离大陆近。“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体系的结合在Frank身上体现出的是“儒雅、宽厚、仁慈、有担当”。93年Frank初入深圳罗湖口岸，他见到了几个小孩在乞讨，他怀着怜悯之心走上前去，给了那几个孩子一些钱，没料到他一下子被许多乞讨者所包围，最后他掏光了兜里的钱才走出“重围”，可见他的“中国心”是单纯的。

　　Frank走了，即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的是前段时间听说他的病情恶化了，并且根据我所经历的事情这种病很难撑过几年的;意料之外的是去年底他还是面色红润、意气风发，还有一大堆的计划要实现。自08年底他的病发现后，他每次与我见面都会谈到三件事，第一件：你们要定期体检，我这个病如果早发现就好了;第二件：我拖累了小如，影响了她的事业;第三件：你帮我安排我的课程和讲座，我要对得起华厦。他曾回过几趟厦门，每次回来他都带着任务。09年他为“绿色华厦”提建议、开讲座;10年为环境专业的设立制定计划、撰写培养方案;11年为学生开专业英语课、组织厦门国际食品安全会议。

　　他!每次的到来都带来新鲜空气;

　　他!每次的离开都留下一片风景;

　　我们永远记得2011年12月的国际会议大聚会的欢乐场景!

　　我们永远记得2011年圣诞夜的圣诞老人!

　　Frank，天堂快乐!

　　2012年9月23日

　　(写于Frank逝世之二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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