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离去是我永远的痛

　　小时候，我很少跟爸爸一起生活。懂事的时候，爸爸开始是在街镇苏屋开缝衣店，后来又在枕头围分站卖货兼缝衣，我都很少跟着他。再之前，爸爸在黄田教书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只是听妈妈说过，有一次，她拉肚子厉害，拉了很长一段时间，人都快不行了。外婆说，这样人还能活下来，咸鱼也能翻生。妈妈说那个时候带着我去黄田小学住，她在那里养病。

　　我出生于1960年1月15日(农历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七)，那时，爸爸在黄田小学教书。爸爸得知我出生的消息后，想买点鸡蛋回来给妈妈补身子，但从黄田小学一路找回来，一直到了何屋，才从何月新的父亲何阿华手里买了12只鸡蛋。当时物资十分匮乏。妈妈说过，她生我的时候，坐月子，连过年，家里一共只有3斤花生油。

　　爸爸在街镇苏屋开缝衣店的时候，我年纪大了点，记得就比较多了。爸爸煮饭的灶是砌在楼梯口的，店后面有个菜园，睡觉的地方在二楼苏仟苟的奶奶的卧室楼上。苏仟苟的奶奶是帮人家纺麻的(纺的麻用来做蚊帐)。爸爸时常帮她缝补旧衣服。爸爸要帮她补破裤子时，她兴许是不好意思，不肯。爸爸说：怕什么，你自己用手工补，要用很长时间，我用缝衣机，一会就好了。爸爸的师傅阿火爷的缝纫店在上侧门口(爸爸的店在下侧)。阿火爷的爸爸阿贤叔公是磨豆腐卖的。

　　有一次，我在爸爸的缝纫店里帮忙煮饭。爸爸有个习惯，蒸饭前，总是要把谷、谷蒂挑得干干净净的。那时好像还没有碾米机，吃的米都是用“笼”(一种给稻谷脱壳的工具)“笼”出来的，夹杂着不少谷、谷蒂。我年幼，不懂这些，盛米以后，就直接放水蒸饭，没有挑谷、谷蒂，被爸爸骂了一顿。邻居阿贤叔公过来劝，“阿检哥，阿惠还这么小，会蒸饭就很能干了。你就别骂她了”。

　　爸爸开裁缝店的处女作是两条裤子，我跟姐姐一人一条。做裤子的布不是新的，带有条纹，也不知道爸爸是从哪弄来的。爸爸给我和姐姐做的衣服，裤子都是不分男女装的索裤，上衣都是有标袋(胸袋)的男装。我们直到十四五岁，还是穿那种衣服，穿得都很不好意思了。爸爸很会精打细算，我和姐姐虽然是女孩子，但跟着的是两个弟弟，等我们长高长大，衣服穿不着时，就可以给弟弟们穿，所以给我们做那种款式的衣服。我很大了才穿到第一件花衣服，是一格一格的花。那时候做衣服都是狗虱布、劳动布，很厚，穿十年都不会破，很硬，穿起来不舒服，也没有睡裤可穿，都是穿单裤，到冬天，皮肤被北风刮得“爆美”(皲裂)，“爆美”的大腿与硬硬的裤子磨擦，真是疼得难受。有时也会用做被里的白粗布缝上衣，很难看。当时，买布都要凭布证，每人每年发2尺4寸的布证。有一年，应该是1974或1975年，大队干部来发布证时，刚好妈妈不在家，我就代领了全家8口1丈9尺2寸的布证，后来全被我弄丢了。这意味着全家人当年都买不到1寸布了。这可是天塌下来的大事。我很怕爸爸骂我。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一次爸爸没有骂我，倒是被妈妈骂了一顿。不过，妈妈没那么凶，她骂我，我没那么怕。

　　我生不逢时，出生时遇上粮食关，读书时又遇上文化大革命，对自己读书的事，我没有什么印象。我入学时，刚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成天不用上课，卢辉信老师都是带着我们去杨鉴坑耕田、开荒。上文化课时，四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教。我在源塘小学读的一二年级，三年级去离家四五公里的明星小学读。因为明星小学离家比较远，须住校，而全校只有我和九娥姑两个女生住宿的，都是小女孩，不敢回宿舍吃饭，也不敢回去睡觉。因此，上了不到一个星期的课，我就辍学回家了。

　　1970年，我们家在井下开基做新屋，是跟堂伯父丙仙家一起做的。一共12间，每家各6间。那时，爷爷已经生病了，但还没有卧床。他曾拄着拐杖到田心，站在现在阿明叔那块田，远远地望了望正在做的新屋。那时，我才10岁多一点，就要跟姐姐一起挑夯墙的泥，每次只能挑一大捧，想想也真是可怜。挑泥的兜箕全部都是爷爷编织的，他特别织了三四担比较小的给我和姐姐用。为做屋的事，我被爸爸骂过几次，妈妈也为此跟爸爸吵了几次。记得有一次，我跟爸爸去基坑塘头驳挑烧砖瓦的木柴，被爸爸骂了，柴也没挑就回来了。后来是叫山下村的阿标来挑的，烧窑送火、挑砖瓦也像也是请他帮忙的。那一年挑砖瓦，没有解放鞋穿，不记得是穿什么鞋还是打赤脚了，也许是沾到了路边的草毛，两只脚起泡、发炎、化脓，走路都不能走，那是最苦的时候。还有一次，我跟爸爸、朱炽权叔叔(供销社仓库的仓管员)3个人去大船坑高梁背扛杉木，天气很冷，漫山遍野都是白皑皑的冰雪。到了高粱背，爸爸和朱叔叔叫我在山脚下等，他们到山上去截树木。我也就傻傻地站在路边等他们，手指头、脚趾头冷得揪心地痛。他们俩是大人，也不懂得，我跟他们一起去上山截木，活动活动，也不会那么冷。

　　我们做屋那段时间，二舅金相正好是帮生产队放牛。因为我年幼，没有力气，做屋帮不上大忙，就跟二舅父换工，他来帮我们做屋，我去帮他放牛。最长的一次，我去了有一个多月，跟水运叔婆、水妹大姑等人到坑尾、梁口塘、磜下各放了10天牛。当时三舅爷仕镜在庙下发电厂上班，晚上要留在那里值班，所以，我多是跟三舅娘一起睡。早上生产队不出工时，我就跟三舅爷去下坑等地方捡柴。我们做好屋后，二舅爷去钩松香(松脂)。卖松香，公社是有大米补助的。我不记得有没有帮二舅爷挑过松香，但跟他去大坝挑过米，他说：你这么勤快、这么辛苦，我分一袋米给你。我没有要。那时，外婆带着几个舅舅还没有分家，人多，小舅爷仕祥还没有成家，比我们家还穷，米更不够吃。

　　1971年冬，快过年时，我们搬到了井下新屋，居住条件大大改善，跟老屋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以前住老屋，房间少，又都很狭小，而且是东一间西一间的，很不方便，条件十分差。人们的卫生意识也差，我们家厨房的门背常年都放着三个很大的尿桶，冲凉房里养鸡、养蜜蜂，屋中的阿李嫂、阿仟姑、阿姐叔婆等人都是睡在牛栏、猪栏的隔壁，臭气熏天。

　　我15岁就作为劳动力，参加生产队劳动了。当年，公社组织人力去优胜公社熊家嶂开山，全县搞突击，去了10天左右。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见到外面的世界。路过和平县城时，第一次尝到了“松糕”(类似于蛋糕)的味道。我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假如让我吃一辈子，该多好啊，我永远都不会腻。后来，我还去过彭寨公社开马塘河，是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去的。姐姐也去过开马塘河，她是大队的赤脚医生，是第一批去的。

　　我的婚姻不顺，历经了婚变、再婚，比一般人多了几份坎坷、辛酸。我常想，比我懒、比我笨、比我蛮的人多的是。为什么我却比他们惨得那么多。也许这就是命，我没有婚姻缘。我恋爱时，曾征求爸爸的意见，爸爸说：“他不是一个好人，但也不是蠢人。去不去他家，你自己决定” 。其他的，他没多说。

　　在第一段婚姻里，我生下了小玲、秀玲和秀芬三个女儿。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抓得很严，生第三胎都是违反政策的了，没有可能生第四胎。而接连生了三个女儿，无疑断了人家香火。1983年，我被迫抱着出生1个多月、还在襁褓中的三女秀芬，回到源塘罗屋，又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回到罗屋后，我经历了第二段婚姻，生下了飞龙、燕飞、飞娥和飞玩四个小孩。加上秀芬一直由我抚养，大女儿小玲上初三后又跟我一起生活，一大群小孩嗷嗷待哺，而经济的来源，基本上靠那八亩薄地。一家人的吃穿，小孩子上学的费用，生产的支出，可不是一笔小开支。生活的重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是父母的倾力相助，姐妹、弟弟们的鼎力支持，分担了我大部分的重担，才使我今天还算顺利地完成了养儿育女的艰巨任务。大女儿小玲、三女儿秀芬读中学、中专大学，花了不少钱，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负担的。我不敢想象，假如没有他们的支持，我的今天将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也许是因为我那段惨痛的经历，爸爸对我，比对其他姐弟们多了几份关怀和痛爱。前面说了，我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后，又生了四个小孩，坐前面那三个月子，都是爸爸服伺我的，杀鸡、煎蛋、煮饭，什么活他都抢着干，连小孩的屎裤尿布他都帮着洗干净。前些年挖水晶，因为时有水晶窿崩塌的事故发生，比较危险，因此，如果天黑了，我还没有回家话，爸爸就会打着手电，高一脚低一脚地来找我。他是担心我的安全。爸爸对我很信任，他的钱放在哪里都会告诉我，叫我要用就自己拿。家里的大小事务，爸爸都帮我料理得妥妥当当的，即使是在惠州帮金火、大彬带小孩那几年，他每次回来，都会把小孩衣服的钮扣安好，把紧松带换好，回一次换一次，我是自己做外婆、奶奶后才学补钉钮扣、补衣服的。每次他回惠州前，都会拿钱给我，或三百五百，或八百九百，他口袋里有多少，就给我多少。开学时，他担心我没钱给子女缴学费，耕田季节，担心我没钱买谷种化肥农药，逢年过节，又担心我没钱买菜。听妈妈说，爸爸在淡水帮大彬带小孩那几年，天天的早餐都是两只馒头，弟弟也困难，更主要的是，爸爸要把钱省下来扶持我的家庭。

　　前些年，弟弟妹妹经济上也不宽裕，自己都非常困难，但他们对我的帮助却十分慷慨。他们不是自己的小家庭过好后，有节余了才帮助我，即使口袋里没钱，他们借债都会帮我。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帮我挑着家庭的重担，而且，他们的帮助是不图回报的。我常教育子女：你们要永远记得叔叔姑姑的恩情，长大后，要把他们当作父母来孝顺。要报答他们也简单，他们不图你们吃的喝的用的，间中一个电话、一声问候，心里惦记着他们的好就够了。

　　2001年秋冬，爸爸检查出了重病。我得知后，悲痛万分。为了我，爸爸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他自己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我自己觉得，我对爸爸是孝顺的，但这只是在心里想想，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因为我负担重，经济困难，没有给他买过一粒糖、一两猪肉。爸爸养育我四十多年。我总是想，等子女长大后，等他们挣钱来报答爸爸的，但是，我的儿女还没长大，爸爸就走了，我愧对爸爸啊。没有爸爸这个靠山，我的日子也会艰难许多，我的家就再也不会那么容易了。有爸爸在，我就精神上有依靠，有钱没钱是另一码事，但不管怎么样，我都不用操那么多心，什么事他都会先替我想好。

　　爸爸在惠州养病的那段时间，我常去看望他，但也帮不上什么忙，照顾不到，住三两晚又得回来，家里有一大群小孩，还有永远也做不完的活，没办法长住。

　　爸爸最后的一个多月是在家里住的。那段时间，我放下手中的活，天塌下来我都不理了，我要好好伺候他老人家。我知道属于他的日子不多了。但是，爸爸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从来都不麻烦别人，包括自己的子女。我想弄点好吃的给他，但每次问他，他都是说，“让你妈妈来。你不知道的，不知道要多少，不知道咸淡。”在他最后那几天，我想帮他冲凉，他也不肯。什么事都让妈妈一个人做。

　　有一天，妈妈说，“你爸养大了你们6姐弟，但都没有哪个买衣服给他。他的寿衣，就要你们去办了。”我听了后，即刻去街镇帮爸爸添置了一套衣服，包括内衣、衫、裤、鞋、袜、帽子和毛巾等等。卖衣服的堂弟阿犬知道爸爸的病情，他可能想帮我省钱，说：“阿惠姐，你挑的这些东西都很贵。没有必要浪费，买便宜一点的吧。”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爸爸买衣服，我说：“贵也没有关系。再苦再穷，我都不差这点钱了。全部都要买最好的。”

　　爸爸临终前，心里最放不下的是我。我经济困难，子女又多。他拿了2000元钱给我，说：“你们姐弟六个，就你还没有彩电的。这钱你拿去买部电视机。如果有多，再买一台碾米机。电视机是给你的。碾米机是你和小泉两姐弟共有。我一生多病多痛，能活到68岁，子女也算有出息，我满足了。如果我不是患上这病，以后飞龙学手艺、结婚生子我都不用你操心。我得了这种病，你不要哭，也不要难过，金火、大彬两兄弟我都交带过了，即使我不在，他们也一样会关照你”。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他仍在为我操心。

　　爸爸走了之后的一年多，我都没有到过惠州。我想去，但又不敢去。那里是爸爸生活了六七年的地方，有爸爸太多的身影。去到那里，弟弟、弟媳对我再好，但爸爸已经不在了，那也是我内心无法忍受的痛苦。堂叔朋河也跟他儿子住在惠州。每次看到他从惠州回来时，我都会止不住流眼泪。看到他，我自然会想到爸爸。同样都是跟着儿子在惠州生活，他过得那么幸福，怎么我的爸爸就那么命苦呢?有一年，朋河叔的儿子国盾生了女儿，摆喜酒，朋河叔也从惠州回来了，我本想过去跟他聊一聊，但走到他屋门口了，我又退了回来。我不敢去。去了就勾起对爸爸的回忆，就伤痛。

　　近几年，我经常去何屋英塘山，那是爸爸长眠的地方，到他坟前看一看，望一望，陪他说说话，聊聊天。何文志的妈妈说过好几次：阿惠，你真孝顺，这么经常来看你爸爸。有些人，对还活着的爸爸，都还没有你常去看呢。

　　爸爸走了十年，我哭了十一年。每每想起爸爸对我比山还重的恩情，每每想起我对爸爸的亏欠，我心痛得很。

　　爸爸啊，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了，但您却不能与我们分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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