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人多分隙地

　　肥东老家来人续家谱，我跟平常不太走动的堂叔黄昌银多有联系，这个干瘦和健谈的乡村穷老头，因为是我父亲儿时胼手胝足的玩伴和堂弟的缘故，而显得格外和善与亲切。堂叔一边抿着小酒，一边滔滔不绝的跟我说，他俩是受“黄氏宗谱理事会”委派而来。跟他一块儿出这趟“公差”的是个年过半百的汉子，也是肥东县石塘桥黄氏“敦伦堂”一脉族人，名叫其木;按黄氏“敦伦堂”16字辈分序列表：“应绍先业克昌其德，永守典礼邦家之光”，与我同属“其”字辈，我该叫他“大哥”的。紧接着，是修祠堂，是做清明祭祖仪式等。他们收了一些钱去，过了些日子，他们果然非常负责任地给我送来了一本线装的散发着古色古香的“黄氏宗谱”。本文是根据我堂叔昌银跟我讲述的关于祖上和我爷爷奶奶的一些陈年旧事，以及我父亲黄昌富在世时对我回顾的“陈年往事”和我那进入老境后极喜爱怀旧往往又深深陷入忧戚苦难中的大伯黄忠的琐碎记忆作些必要的补充。我爷爷有兄弟四人，爷爷克明排行老三，堂叔昌银是我四爷爷的儿子。经考查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出版的黄氏宗谱记载，我们始祖贵公于明朝初年由江西九江府德化县迁居肥东石塘镇张蛮村以及周边地区，后来子孙繁衍，人丁兴旺，成为肥东县境内的望族。肥东县石塘镇处于合芜、合宁高速公路出入口，东望南京.南滨巢湖。据史料记载，合肥所辖肥东县，两汉时为浚遒县地，属九江郡;晋改浚遒为逡遒，属淮南郡;东晋废逡遒侨置慎县;宋代改慎县为梁县，属庐州;明初梁县并入合肥县;1949年析合肥县地置肥东县。肥西县，两汉时为成德、合肥县地，属九江郡;魏、晋属淮南郡、汝阴侨郡;隋代以后复为合肥县地;1949年析合肥县地置肥西县。长丰县，汉为寿春、合肥、成德等县地，属九江郡;魏、晋属淮南郡;隋唐为寿春、合肥、定远县地，分属寿州、庐州、濠州;明清分属庐州、凤阳二府;1964年分肥东、肥西、定远、寿县地置长丰县。随着岁月河流无情的淘洗与流逝，许多从前的人和事仅仅变成一些朦胧的影像，在我心灵的空间与涨满渴望的瞳眸中，它们或许从不曾清晰透亮过，何况又不是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或以前听家里的长辈们讲古，总之，这些往事的片段大都已经非常模糊，影影绰绰，支离破碎，甚至早已出现许多错讹之处。任凭怎样努力去拼凑整合，仍然不能如我所愿，令我满意了。然而凭着几十年来对文字的坚守与执著，我知道自己是不会放弃无法忘却的!公元1924年，我爷爷黄克明娶邻近上李村李家姑娘李必珍为妻，次年生下我大伯，取名昌凤(后改名黄忠)，1931年，生下我父亲黄昌富。平时，种地，帮工，做点小买卖，质朴本分的爷爷奶奶丝毫不敢偷懒。因我爷爷名下有几分薄田，这块祖上留给他的地，曾经给一家人带来活着的希望，尽管没有给他带来子孙满堂的福音和真正富足的生活，但年景好时总能让全家人度过青黄不接的饥荒而不至于挨冻受饿。然而，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皖中大地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据《肥东县志》记载，自1931年冬到1932年秋，漫长的300多天里，原本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的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时间长.无霜期为216天，平均气温14.8℃，平均降雨量796.4毫米，雨量适中、土地肥沃的江淮地区竟然没有落过一滴雨!公元1932年，其实也是中国人大灾难的开始。1月2日，日本强盗攻陷锦州，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2日，即在青岛登陆;28日，又大举进攻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暴发。至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中国抗战8年，军队、平民伤亡计21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旱灾初期，农村因争公塘用水而械斗时有发生。酿成一些本不该发生的“人祸”，随着旱情日益严重，乡间池塘全部枯竭;不但农作物颗粒无收，一些小灌木和野生杂草也陆续枯萎而死。城里居民赖以食用的水井，也大多枯竭见底，人们只得以原作装垃圾的铁皮畚箕用来汲水。因为每次只能汲到一两茶杯水，所以昼夜都有人排队在井边等汲，时有争吵。当时，粮食是自由交易。商人囤积居奇，待价惜售;粮价如脱缰野马，狂涨不已。主粮大米由原来每块银元可买二斗五升(每斗18斤)，暴涨到每枚银元只买到三四升(每十升为一斗)。米价如此之高，有时还有价无市。小康之家大都以绿豆、玉米、大麦、山芋和蔬菜代替主粮;贫穷人家无钱买粮，先以米糠、麦麸等充饥，后来就挖野菜、剥榆树皮来果腹。可食之物殆尽时，有人就吃观音土(锅灶内经过多年烧过的泥土)充饥。城乡居民饥寒交迫，哀鸿遍野，乞丐满街，惨不忍睹。城乡抢劫偷窃成风，民心惶恐。当时，安徽人力物力均用于围剿皖西苏区根据地。地方政府既不从外地调粮济灾，也不限制粮价，对灾民完全不闻不问。只有“红万字会”和“同善堂”等慈善机构出面，将从商号和富家募捐来的钱款，去外地购粮回来，开设几处粥棚，施舍给灾民。灾民们每天携儿带女到粥棚领一碗稀粥。但粥少僧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以致饿殍时有闻睹。据慈善部门事后公布，仅红万字会和同善堂收埋的野尸，就达1000多具。地方政府对如此特大旱灾的惟一措施，就是向老天求雨。在县衙门前东西辕门内的广场上(今安徽省公安厅东侧)，搭一座大木台，台上制置一条一丈多长的纸扎大龙，曝晒于烈日之下，名曰：“晒龙”，其意为龙王被烈日晒急了就要下雨(在清代，每遇大旱，府县官每天都要率领下属文武官员，身穿蓑衣，到府、县城隍庙内向阴间地方主管官“城隍”老爷跪拜，乞求下雨)。另派警察和保甲长挨家逐户通知，要每户人家在大门的门框上端贴挂“雨幡”。所谓“雨幡”，就是用各色纸张剪裁成长约一尺五六寸，宽约两寸的纸条，在每张纸条上写有：“大雨来了”，“快买蓑衣”、“点雨半斤”、“拿盆装漏”、“快通阴沟”、“满天乌云”、“快买雨伞”、“商王祷雨”、“文王祈雨”、“乌云盖日”、“五风十雨”、“倾盆大雨”、“万民求雨”……与下雨有关的字句，贴挂在门框顶端。当时街道只有一丈多宽，各条街上每隔二三十家，还在横街上空系着长绳，在绳上悬挂长约三四尺、宽五六寸的大雨幡。也有绘条大龙横街悬挂的。当时，合肥城内及四乡集镇的大小街道，每户门前，数月内都挂满了五颜六色的雨幡。如此闹剧，直到重阳后下了一场小雨，把雨幡淋落才收场……入夏以来，随着旱情加重，干涸龟裂快要冒烟的地里早已刨不出一粒粮食。乡路上随处可见拖家携口逃荒的老老小小，他们个个破衣烂衫，瘦骨嶙峋，拄着一根木棍，挑着一担单薄的家当，或是三五一群，或是互相搀扶着，走一路歇一路，慢慢地挪动......间或有凄惨悲怆的哭声自荒僻田野上传来，惊扰一群歇脚的瘦麻雀慌恐的扑翅飞起。这是又一个逃荒者倒毙在路上。阎罗王掌辖的阴曹地府又多了一个孤魂野鬼。我爷爷黄克明心力交瘁，眼看着庄稼们纷纷枯死，一把火都能烧着它们，全家人面临着将要饿死的悲惨结局。借是借不到一把米的，同村的族亲们也已经断炊多日，而上面拨给的赈灾粮仍旧是遥遥无期的空气，在燠热干燥和声声哀怜的风中梦幻般飘荡。爷爷克明倚靠在门边已经很久，他一动不动地仰脸呆望着滚烫发烧的天空，无法躲避的苦难已经掏空了他年轻的生命。“逃吧”。他叹气谱天地吐出这两个字，自己也禁不住打了个哆嗦。他仿佛是对着无望的空气和门前那株掉光了绿叶的秃树而不是对着我年轻的奶奶在说。奶奶有些惊恐地搂紧她的两个孩子：“往哪逃，就是死，咱娘仨也要死一块。”这个生性胆怯的女人像一只面临危机四伏而拼尽力量舍命护崽的母豹，她尖细着嗓子发出一声急迫的哀鸣，这个倔强和啸响的声音差不多把自己都吓了一跳。祖宗的脉血遗传了黄家子嗣身条高大骨骼硬实的基因，当年，我大伯8岁，个子便照直往上窜;父亲才1岁多，最喜偎依在奶奶干瘪的怀抱里享受庇护与温暖。可由于经常忍饥挨饿，严重营养不良而致瘦黄干巴，弱不禁风，俩孩子像两只可怜的病猫。爷爷强忍住差点儿酸涩出的两行浊泪，哑哑地说：“一块逃吧，树挪死人挪活，说不定还能逃出一条活路，总不能等死啊。”我身材高大的爷爷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他是男人，就该养活妻儿，这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可是眼下，他已经走投无路。多年来憋屈郁闷在心却无处宣泄的悲哀沮丧之感，重重地击倒了一个爱面子的父亲和有血性的丈夫。在家等着饿死?或是外出逃荒?摆在我爷爷奶奶面前的都是两难抉择。逃荒，则意味着要加入到逃荒者的队伍。假如神秘的老天爷肯露个面，真要斗胆问一问他：“天爷，还让不让穷人活?苦海有涯否?”泪水终于无声地滑落下来。我年轻的爷爷抬起手臂试图想遮掩这份不该在妻儿面前丢脸的窝囊和脆弱。同时，还会引发动摇他们对于好歹得活下去的牢固的信念的坚守。让忧惧惶悚的情绪失控，弥散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却是适得其反。猛然地爆发出一长串压抑已久的号啕大哭。他瘦巴巴的肩胛在不住的抖动着。一家人于是都发出了几乎绝望与天将崩塌的哭声……行文至此，我泪眼相看电脑上模糊的文稿，竟是无语凝噎。禁不住默默吟哦起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七绝《山中》：“全家与我恋孤岑，蹋得苍苔一径深。逃难人多分隙地，放生麋大出寒林。名应不朽轻仙骨，理到忘机近佛心。昨夜前溪骤雷雨，晚晴闲步数峰吟。”……在将近70年前的那个夏日，我的爷爷奶奶一家四口人便仓促和无奈地开始了他们的逃荒生涯。他们扔下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房子和微薄的难以糊口的几块田地，挑着一堆破衣烂被，一口做饭的锅和现在看来几乎不值钱的破烂家当，怀着好歹要活下去的强烈求生渴望，奶奶驮着我当年那末满周岁的父亲，大伯自己走路，爷爷挑着担子。没有马车，没有客栈，更没有像现在这样交通发达阡陌纵横的公路和铁路，只有步行，只有步行，只有步行，靠一双脚板丈量漫漫长长凄凄惶惶的逃荒路，一家人，逶逶迤迤，走走歇歇，一路乞讨和帮工，做苦力，餐风宿露，半饥半饱地逃荒到南京，已是次年初夏。一家人还是无处落脚，还是靠打零工过活。好在那时候，还不兴办什么暂住证的，还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也没有穿着灰不拉叽的制服总是骂骂咧咧一副凶狠相的“市容”和“城管”人模人样地像警察那样到处撵人，把小摊贩们踢得鸡飞狗跳天昏地暗屁滚尿流。当然也没有救助站可以热饭热菜热铺款待我爷爷奶奶一家人，让可怜的逃荒避难者们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换上一身干净整齐的衣服，然后手牵手一家人说说笑笑地走到华灯初上的南京街头，饱览一下美丽繁华的城市夜色。凭着年轻力壮与几分精明，我爷爷黄克明好不容易找到了帮人拉“黄包车”的苦活计，就是早上从车老板那里租出、上街揽活，晚上再还回去。一家人就借宿在车主院子破车棚一角，支一口锅做饭，大伯和父亲捡柴、捡炭，预备做饭用。奶奶则帮人缝洗衣服、做些杂活。至晚，爷爷手捧荷叶包，包着一些面粉回来，那就是全家人的晚饭，奶奶用这面粉和拾来的乌菜帮子，熬一锅面糊供全家人食用……此刻，我穷尽所能，也无法想象出70多年前的南京城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汽车在马路上跑着，楼房在一动不动站立着，人在人行道上走着，也有坐在黄包车上享福的，也有一身臭汗拉着黄包车在满大街跑着的车夫们，那车夫里面就有我的爷爷黄克明。苦日子就这么慢慢地熬。三年后，1937年，日本人打到了南京城，伯父黄忠回忆道：“经常拉警报，整个南京城都能听得见，躲防空洞，传说天上还有意大利飞机……”兵荒马乱的年代，百姓生活雪上加霜，民不聊生，眼看南京是呆不下去了，爷爷克明一家人又收拾家当，一路逃荒回家。也就在那年的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师长谷寿夫指挥下，在全城进行了40多天的血腥屠杀，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方法，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余万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也是命不该绝，我爷爷奶奶一家人虽说是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吃尽了人间苦难，但，却是不幸中之万幸地躲过了这一劫，否则，这世上就不会有个名叫黄其海的男人和他的文字，以及一段说不上精彩说不上出色然而却是非常充实与欣慰的苦乐年华。还是沿途乞讨，帮工，我爷爷克明给人耕田，奶奶铲巴根草烧锅，大伯则是捡柴禾、拾炭渣，一家人还是吃不饱，晴天就睡在路旁，或找个地势平坦的田头，下雨天只好躲在人家屋檐下睡，免遭雨淋。回到肥东(时名“梁园县”)石塘桥后，一家人还是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缺油少盐，日子过的苦巴巴，穷得叮当响，爷爷黄克明过够了这种没有尽头的苦日子，又得了肺痨(肺结核)，没钱医治，受尽了折磨，有时候，就连寻一点大烟泡子给自己缓解病痛都办不到。了无生趣之时，就动了死的念头。这念头一经动起，便如同吸毒上瘾一般，挥之不散。那年，已15岁的大伯在帮人家放牛，每遇两牛抵角打架，他大骇，呼天喊地，不知所措。一日傍晚，他在塘边推虾时，有人来告诉他：“你二爷(父亲)死了。”他扔下虾网便一口气往家跑，跑至家时，只听奶奶在嘤嘤哭泣，可怜正值壮年的爷爷死时已瘦得不成样子……爷爷是上吊寻死的，被乡邻慌手慌脚救下，却于忙乱之时，栽在地上，一张皮包骨的病弱之身哪禁得住重跌。终于解脱。时年才40余岁。爷爷死后，迫于生计，奶奶另嫁，后夫是一乡村卖货郎，育一子。也是世道艰难，奶奶忙于耕作养家，对幼子疏于照料与管束，致其衣食不周，在外飘荡，少年即殁。至今无人知晓其葬于何处!跟随奶奶迁至后夫家的大伯和父亲已从儿童成长为少年，以往乡人惯常的看法便是“够得上饭碗”的年纪，即可以自己找条活路了。于是告别娘亲，相继流落到芜湖做学徒，一学做香，一学织布。依照爷爷死前遗训，两个儿子只准一人当兵，一人做工，黄家无论如何要留下一条根!父亲曾亲口跟我说过，那年部队上招兵，街道已把军装送到了父亲手上，父亲硬是没去。“因为你爷爷死前留过话的。”父亲如是说。大伯顺利当兵，隶属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1947年5月，参加过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是役，全歼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整编七十四师于山东蒙阴、临沂间之孟良崮山地。这是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具有决定性的一次战役。不久，我大伯在山东运城战场伏击国民党主力第五师时身负重伤。他回忆道，当时，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非常激烈，敌人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全用上了，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密密麻麻地扑来，他原是潜伏在战壕里的，当看到一架国民党飞机上火光一闪时，他心想坏了，本能的侧转身去，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否则，那一排密集的机枪子弹将直穿他的胸口，就是这样，仍被打断左胸三根肋骨，紧捂住流血的伤口，他的眼泪便往下直淌：“一刹那间，我只想到了我兄弟昌富，可怜他一人还在芜湖做学徒。并不知道我已经死在了战场上。”事隔几十年，大伯回忆到那一幕时，仍然非常伤感。所幸，被担架队及时抬至后方野战医院，经手术治疗，保住了一条命。大伯因战伤致残，部队准予他退伍，回原藉休养、疗伤。后被县政府招进城当了一名机械工人。解放后，我父亲仍留在芜湖，逢1958年大力钢铁时，进芜湖钢铁厂工作。曾当过意气风发的“青年突击手”，并与几个突击队员合影留念。终于脱离了苦海，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喜笑颜开了。新社会、新国家，又正值青春美妙好年华，父亲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在扫盲班学文化。那些年，也许是父亲生命中最风光最开心的岁月!我奶奶李必珍死于“三年艰巨”即“粮食过关”时，终是被活活饿死。死前，我大伯自合肥带回孝敬给她的若干粮票和饼干亦被搜出、没收。因为饿极，奶奶以山芋藤偷着煮食，而被当时的生产队长许某某吊着打，受尽了碌碌沸沸凡尘多灾多难人世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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