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回忆父亲的祭文

　　回忆父亲三儿 2020年6月19日早晨，接到女儿发来的短信：“老爸，节日快乐!”我当时感到莫名其妙，问朋友才知道那天是父亲节。第二天在QQ空间好友动态上看到小妹写的悼念父亲的文字：“老爹，您离开我们应该有26年了，小时候您是我们和老妈的一片天，可是后来天塌了。没有您的日子从此阴云密布，您在天堂还好吗?您走了这么久，可想起您来我还会泪流满面……，今天是父亲节，借这个节日祝您节日快乐!”是呀，父亲1985年去世，到今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29年来，父亲的身影时常会出现在儿女的脑海中。就像苏东坡所言：“不思量，自难忘。”儿女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父亲。回想起父亲的一些生活片段和我还记得的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心里就有一种堵得慌的感觉。因为父亲生活太苦、劳作太累，他的一生一天福都没有享过，就过早的离开了我们。真不愿意回忆父亲那些不堪回首的生活片段，真想多回忆他比较快乐的事情。但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欢乐与他的苦难相比，实在是太少了;贫困、苦难、劳累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经过两年多写与不写的纠结，最后还是确定写出来。不管是苦难也好，欢乐也罢，毕竟这是父亲的生活，如实记录下来，是对他最好的怀念。一、苦难的少年父亲出生于一九二九年(农历)四月初一，是枣阳东南农村一个地主家庭老二家的最小的孩子。父亲出生时这个曾经比较殷实的家庭已经衰败，衰败的原因是我的爷爷吸鸦片烟所致。我的曾祖母是个很能干的人，郭家是在她手里发展起来的，靠她带着一家人勤扒苦做、省吃俭用，积攒一点钱就购买田地、盖房建屋，慢慢成了当地的富裕户。据说田地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亩，房屋几十间。曾祖母亲手建起的这份家业，又败在她儿子(我爷爷)手里。我爷爷是曾祖母的第一个孩子，在他没有出生之前，曾祖母嫁到郭家几年不生孩子，已经收养了一个男孩，所以，我爷爷一出生就是这家的老二。曾祖母好不容易有了她的亲生骨肉，估计是很娇惯的，不娇惯的话，我爷爷长大后怎么会抽上鸦片?怎么会吸鸦片吸到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的地步?据老人们讲，爷爷为了抽鸦片，把几十间房子卖了，只留下几间破旧房屋自己居住;把100多亩好田也卖了，只留下2020年代，谁家又有多余的粮食?即使略有一点余粮，哪里经得起突然增加三张嘴吃呢?奶奶在她姐姐家住了两、三天，姨奶奶的女儿感觉到他们不是来走亲戚的，而是来渡饥荒的，就婉转的下了逐客令。她对我奶奶说：“姨呀，你来玩就来呗，把个小猴娃子(指我父亲)带来干嘛?”父亲虽然小，但已经听出赶他走的意思，就对奶奶说：“妈，我们回去吧”。奶奶说：“我们回去怎么办呢?吃什么呀?”我父亲说：“回去我去给别人放牛。” 没有办法，奶奶带着小姑和父亲回到家里。为了有口饭吃，父亲到一姓廖的人家去放牛，每天早晨去别人家放牛，晚上回家。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小姑就到村西头小山坡上去等她弟弟回来，当她看到弟弟幼小的身影在远处地平线上出现，就高兴的跑回去告诉我奶奶说：“妈妈，我弟弟回来了。”奶奶听说她小儿子回来了，担着一天的心总算放下来了。父亲每天放牛能平安回到家中，应该是母子三人一天中较开心的时刻。 贫穷的孤儿寡母总是会受到教养底下、品质恶劣的人欺负。父亲十多岁时，有一次挑水浇自家的菜园，水滴洒到堰塘到菜园的路上。当时我们同姓一个地主家娶了一个新媳妇，那天那个新媳妇穿着一双绣花鞋正好从那段路经过，自己不小心滑了一下把绣花鞋弄脏了。这个女人回家后就小题大做，把她自己的失足全赖到我父亲头上。她男人听说后，恼羞成怒，不分青红皂白，赶到菜园把我父亲扇了两耳光。可怜我的父亲年小体弱，只好逆来顺受，白遭欺凌。 父亲生性忠厚善良，从不记恨怨仇。他不到10岁就因生活所迫给别人放牛，在别人家挨打受骂了没有?受了多少委屈?父亲生前从来没有提起过。他无辜被打的事，我还是近几年听母亲说才知道的。我知道这件事情时的感受真是五味杂陈：既恨那恶人无端欺负父亲，又怨父亲不把真相告诉我们;同时更钦佩父亲忠厚善良、以德报怨的品格。我想，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知道了这些事情，也不会去为父亲报仇，因为我们兄弟姊妹的性格都同父亲一样为人善良，加之父亲的言传身教，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虽然善良，可我们都有是非分明、耿介正直、疾恶如仇的性格，我们绝对不会对如此欺负父亲的人再有一丝好感，更不会小时候见到那人还叫他大爹长大爹短的。不过，值得快慰的是，此等“近于禽兽”的恶人解放后被划为地主，带着地主分子的帽子终生没有抬起头来。这或许是他欺负弱小应得的报应吧! 父亲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在饥饿、贫穷的死亡线上挣扎，父亲就象一株小草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中顽强的生长。二、不屈不挠、向贫困挑战 1948年，我们老家解放，父亲也进入他的青年时代。当年7月，刘邓大军在解放了襄阳后，响应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全力向南方推进。经过我们家乡的解放军，劝父亲参军随他们南下。父亲当时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很想参加解放军。但是，由于奶奶不同意而未能成行，从而错过了唯一一次出去见见世面的机会。 家乡解放后，父亲和母亲经过大姑妈的介绍结了婚。父母的婚姻，简直称得上是绝对的“门当户对”：论出身都是农民;论家庭成分，父亲是破落地主的子弟——现在的上中农，母亲是地主子女;论个人条件，父亲是跟哥嫂共同生活的穷小子，母亲是投靠姐姐家的孤女。既然是这样的门当户对，谁也不嫌弃谁，母亲带着两个姐姐日夜纺织的窄幅土棉布做成的一顶蚊帐和两床棉被嫁给父亲，父亲借了邻居一件长衫迎娶了母亲。父母结婚后，尽管生活非常贫穷，但是，毕竟是兵荒马乱的时代结束了，生活安定了，自己的小家庭也建立起来了。父母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相信只要辛勤劳动，生活会慢慢好起来。 父亲终生务农。他们这一代农民，应该算是现代中国农民最辛苦的一代。也是对家乡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最大、付出最多的一代。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村全面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社员们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几乎是一年365天都在干活。父亲同乡亲们一起，农忙时节种好庄稼，农闲时参加农田水利建设。农田水利工程就是修水库、挖堰塘、挖水渠。那时候没有机械，靠人海战术，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搬土运石、修堤磊坝全靠人力肩挑背扛，使用独轮车就号称半机械化了。父亲先后参加了家乡周围十几公里以内的多处水利工程建设，附近的坝洪湾、东升、碾盘凼、伍家河、华阳河、油坊湾等水库堤坝上都有父亲辛勤的汗水。 那时候，共产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左，搞水利建设也是大跃进。对农民的使用就是行政命令，一平二调，叫你到哪里去你就必须去。记得小时候，可能是五八年或五九年冬天，父亲被派到其他水利工地出工，母亲带着大哥、妹妹和我三个孩子到伍家河修水库，大哥只有七岁，妹妹一岁多。母亲出工时，仨小孩在工棚玩，到开饭时母亲一边督促我和大哥吃饭，一边喂妹妹吃饭，自己也赶紧扒两口;晚上带着三个孩子，同其他人一起睡在大工棚里面，孩子晚上要起来撒尿，母亲要带着孩子经过别人的地铺，到工棚外面去撒。工棚又挤又没有灯光，有时候避免不了踩到别人，别人就非常不高兴;为了避免少影响别人，夜晚一个孩子要撒尿，母亲就顺便把另两个叫醒一起带出去撒尿。小孩睡梦中被叫醒，避免不了就会哭。母亲原本为了少影响别人，孩子一哭，反而影响到更多人，此时母亲的心情肯定糟到了极点，在此情景下，母亲会把自己的劳累、委屈、烦躁发泄到孩子身上，打骂孩子，这时整个工棚就会吵骂声、哭闹声、埋怨声响成一片。那年腊月下了一场大雪，估计春节前水利工地不能干活了，工地停工，社员都往家走，父亲由于还在其他工地上，不能去接我们。生产队长到工地去接。母亲挑着担子，一头放着工具、被子，一头放着妹妹，一手拉着大哥，冒着大雪、踩着冰雪的田埂，步履蹒跚的朝回走;队长把我脸朝下挟在他胳肢窝下带回去。伍家河水库离我们家约六、七里，母亲挑着妹妹、拉着大哥，在冰天雪地的田间小路上跋涉，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由此我想到父亲。母亲在外面受到的如此委屈无处倾诉，回家就会对父亲诉说，甚至埋怨几句。父亲是个心细如丝、慈爱有加的人。他听到母亲的诉说或埋怨，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现状，为自己的老婆孩子略为遮风挡雨，他心何以堪?我猜想他心里一定是异常痛苦的。 农村大集体干活，为了完成生产任务，有时开展一些劳动竞赛。记得有一次，大队组织几个小队开展车水(水车：木质材料，主要由车架、坐板、踏板、槽筒、刮板组成)竞赛，父亲、维华大叔、陶幺叔、田四叔他们几个正值青、壮年的人，代表我们小队参加比赛。结果，我们队得了第一名，奖品是几个大西瓜。听说有大西瓜，我们一群孩子，欢呼雀跃直奔村子东头坡上，相迎接英雄凯旋一样围上父亲他们，简直比自己得了奖还要高兴。孩子们的高兴，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现在的小孩，上好学校、找好工作、甚至升迁，都要“拼爹”。我们那时候也“拼爹”。只不过“拼爹”的内容不一样。现在拼的是个人的利益，我们拼的只是小孩的一点虚荣心。那时候，生产队粮食集中到稻场脱粒、晾晒，然后用牛车(两头牛拉，由木车厢、车轴、两个铁轮、顺车厢前伸一根木杆、木杆前端横木押在牛肩上)拉到粮管所交公粮。我们小孩在稻场玩耍，谁的父亲赶牛车，其小孩就感到很自豪。父亲经常会赶牛车送公粮，公粮送去，空车回稻场时，在稻场附近，我们还会跑到牛车尾部，上身趴到车厢上，脚提起来算是乘牛车了，因此，感到特自豪。 大人赶牛车，小孩感到自豪。现在想想，其实赶牛车是特别能吃苦的人才干得了的活。如此笨重的牛车，装满一车粮食，重量一、两千斤，生铁车轮接地面只有三、四公分宽，土路又非常不平，两头牛又非常不好驾驭，还要上坡下岭，驾驭不好就会翻车。因为父亲特能吃苦耐劳，生产队经常安排他赶牛车。有时给在水利工地干活的社员送给养，远到兴隆、枣阳，一趟来回就需几天几夜，记得有好几次都是鸡叫鸣了，父亲才赶牛车回到家。 在大集体时期，尽管父、母亲不分白天黑夜的勤扒苦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家贫困依旧，在半温饱状态下生活。三年人祸天灾时，到了没有饭吃的地步。为了改变现状，父亲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拼气力、洒汗水，在干好集体劳动的同时，起早贪黑开荒种地。记得在祠堂凹子上边的半坡上，父亲在那里挖地开荒，有几次天都黑了，我去叫他回家吃饭。我们家菜园在西塆小堰和大堰之间的三角地，两边靠水，边上长满了树木。为了把蔬菜种好，父亲从菜园内靠水两边挖了一米多深的沟，意图把树根挖断，不让树根吸取菜园里的营养。如此辛苦的劳动，只有我的父亲舍得下那种气力。面对贫困和卑微，父亲用他的行动和言语告诉我们要自强不息。父亲经常告诉我们的一句话是：“一棵草顶一珠露水”。意思是：即使你弱小得像一颗小草一样，只要努力奋斗、自立自强，你的头上就会有一片蓝天。我们兄弟姊妹在父亲的教育下，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自己的生活。三、奉献自己、温暖亲人。 五八年大跃进，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大队办了集体食堂，社员家里不准做饭，都在集体食堂吃。开始还有白米饭、大馒头吃，最后就只有米汤喝了。米汤是各家用盆子从食堂打回家去，这种米汤，说直接点是：只有汤几乎见不到米。记得父亲每次端回一盆米汤，先将盆子放桌子上，让米粒沉淀，再端盆子往几个碗里慢慢倒，倒到最后盆底就剩下约小半碗煮烂了的米粒，这半碗米粒就是妹妹秀的了。因为她五八年出生，树皮、野菜又不能吃，只能喝点米汤，不这样呵护，她很有可能熬不过那场劫难。 父母亲为了我们免于饿死，利用干活中间歇趁儿(休息)时间，赶快挖野菜(荠菜、黄花苗、野胡萝卜缨、刺角芽、古蔫蔸、面蔸菜等)，煮着我们吃。因为煮野菜吃，我妈还受了一次委屈，父亲还显示了一次保护自己家人的本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那年春天，社员都没有吃的，有一次，队长的老婆对别人说我们家做干饭吃，我妈非常气愤，回家就对父亲说了。父亲听说后，第二天早上，乘社员都在队长家门口准备下地干活时，当着大伙的面对队长说：“三哥：我今天请个假到乌金店去赶个集。”队长说：“现在要下秧，这么忙，你赶集干啥?”父亲说：“我准备去买点火纸，让三嫂子(队长老婆)和唐妹儿(我妈)赌个咒，她说我们家天天做干饭吃。”队长是当时我们队唯一的共产党员，为人比较正直。他一听就火了，转身就吼他老婆。我妈听到吼声，端着一盆没有几颗米的野菜饭，来到队长门口，让大伙都看看是什么样的干饭。队长的老婆是一个无知无识、自私狭隘、无中生有、仗势欺人的长舌泼妇。这次父母联合起来，当众出了她的丑，母亲也算出了一口长期憋着的恶气。 三年的灾难总算过去了，六二年春节来临，广大农民欢天喜地迎接春节，家家户户都准备杀猪过年。也可能大家都认为总算苦尽甘来，应该过好日子了;也可能认为苦了几年，没有饿死就是万幸，享受一天是一天吧!各家都杀猪过年，我们家那年确无猪可杀，家里当时只养了两头才四、五十斤重的小猪。父亲想到别人家孩子过年都有肉吃，我们家孩子确没有。于是，父亲决定，把这两头小猪全杀了，让孩子们过一个有肉吃的年。 父亲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特意学会了捞鱼。他可以称得上是我们那一带的捞鱼高手。他针对鱼儿冷天沉到水底、贴近泥巴的习性，自己编制泥网(网沉水底、网脚贴着塘底泥巴)。从每年的深秋到第二年的早春时节，利用泥网捞鱼。他经常利用晚上去捞鱼，每次都小有收获。记得有时还收获颇丰：一天晚上，父亲又挑着渔网去捞鱼，直到第二天天蒙蒙亮才回家，那天他竟然捞到两大洗菜筐子鱼。把我们全家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听父亲说，他那天晚上到王湾李家大堰，每一网都会捞起几条野生鲫鱼，没有空网的时候。因此，他越捞越有劲，一直捞了一晚上。 父、母虽然勤奋劳作，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加上儿女众多，家庭人员吃饭、穿衣等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时常捉襟见肘，像盖房这样的大事，根本就无从谈起。五十年代初，父亲同大爹分家，我们分到一间瓦房、一间半草屋。到六十年代中期，父亲又把原有的一间半草屋扩建成三间草屋。随着我们姊妹陆续降生，到七十年代初期，家里增加到八口人，原有的房屋不够住了，再加上我和大哥已经长大成人，即将面临结婚成家的问题。扩大住房就成了明知不可为而必须为之的头等大事。于是，父亲硬着头皮扩建住房。父亲向生产队申请两亩坂田(水稻收割后的田)，用石磙压实后切成土砖;买柴草烧了两窑瓦;当年冬天农闲时节我们家就开始建土墙瓦房了。那时候建房几乎不花工钱，乡亲们都是互相帮忙，主人家只是管饭就行;家庭条件好一点的，饭菜丰盛一些，像我们家比较穷，没有好的饭菜招待帮忙的乡亲。我们盖六间房子，需要五、六天时间，我记得当时招待乡亲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荤菜是一盘牛毛肚。全靠乡亲们大力帮忙，房墙总算砌起来了。但是，檩子不够，买又没钱买，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父亲带着大哥和我，晚上跑到十余里远的张家庙一带山上去偷树。在去的路上，我心里就非常害怕，本来就做贼心虚，又听说人家看树的都是带着土铳护林，加上天气又冷，又不赶说话，一路上浑身只打哆嗦。到山坡后，父亲蹲在树下，顺树干朝上看，看树干直不直，父亲选好了，大哥和父亲就开始锯，那天我们顺利的偷回三棵松树，把檩条凑齐了。就这样七拼八凑才勉强把房子盖起来了。 人，不怕操心，就怕操没有钱的心，没有钱的心最难操。父亲盖房就是操没有钱的心。当时盖房时他还不到45岁，房盖好后我发现父亲突然增添许多白发。父亲是个孝子。三年的人祸天灾，夺去了大妈的生命，奶奶到大爹家帮做家务。随着年龄的增加，奶奶慢慢失去了生活能力，父亲把奶奶接到我们家生活。那时候奶奶身体已经很虚弱，天气稍冷奶奶就起不来床，父亲总是亲自把饭端到床头;奶奶生病了，及时请医生号脉诊治，亲持汤药。奶奶去世前卧床一年多，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全靠父母亲照料。每天早晨，母亲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冲一碗鸡蛋花送到奶奶床前。父亲每天总是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回家看看奶奶。父亲性格温顺，在奶奶面前更加温和、孝顺。我从来没有见到或听到父亲对奶奶大声、恶语或不耐烦的言语和行为。奶奶去世时父亲亲自给她收殓，父亲先用热毛巾给她擦身，然后给她穿好寿衣。做完这一切后，父亲叫上我跟他去捞鱼，为奶奶的后事做准备。在孝敬老人方面，父亲堪称我们的楷模。父亲是个慈父。他对儿女的任何事情都很细心。记得有一年我患疟疾，每天烧得昏昏沉沉。父亲虽然在队里干活，他始终牵挂着我，中间休息，他一定会回家看我，问我要不要喝水，感觉怎么样。由于贫穷，可以说父亲总是身无分文，即使赶集上街，也是每一分钱都有其正当用处，绝对没有余钱。但是，父亲心细，他知道小孩都馋嘴。只要上街，他总会买几颗糖果带给我们;弯子里来了货郎担，一个铜钱、一个烂鞋底、一个老鳖壳，父亲也会找出来让我们拿去换糖果;来了换豆腐的，父亲会在母亲“饭都不够吃”的埋怨声中用大米换豆腐我们吃;春节前煮腊肉，看到小孩朝厨房伸头缩脑，父亲会从锅里捞一块瘦肉给他。父亲对自己的儿女关怀备至，对其他亲人也关爱有加。我姑家表姐曾经对我说过一件父亲送她回家的事。事情的经过是：那是表姐第一个孩子才几个月的时候。那天表姐抱着她儿子，从娘家回乌金店婆家。走到新店子正好碰到她小舅(我父亲)从乌金店赶完集回家。她小舅看到她抱着孩子，就要送她。她想到时间已近中午，小舅赶集回来已经快到家了，如果送她，来回要多走十好几里路，虽说自己确实抱不动孩子，也不能让小舅送他们。可是，小舅非要坚持送，她拗不过，就答应让小舅送一段路程。谁知小舅一直坚持把他们母子送到家。这件小事，如果不是表姐在我父亲去世若干年后说起，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父亲对别人的好，他从来不讲，他是个只知奉献、不图回报的人。四、父爱如山父、母养育我们兄弟姊妹六人。为我们献出了全部的心血和汗水。在我们兄弟姊妹中，父亲给予我的爱是最多的。过去，春联都是手写。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的春联都是请本村会写字的人帮忙写。到我上四年级后，我们家的春联就由我写了。我们那时上学，不练大字，虽说上了几年学，根本就不会写毛笔字，要写春联?谈何容易!但是，父亲鼓励我说：“没事，中国人不嫌字丑”。于是，父亲买回红纸;我对照农历本，找字的笔画比较少的，挑选好对联;父亲负责裁纸，按字数折好格子，然后帮我牵纸。父子俩一通忙乎，还真把对联和门神及“空气流通”“六畜兴旺”“出方见喜”等吉利喜庆用语写好了。记得堂屋左边墙上，贴奖状的旁边，父亲认为写一篇字贴上比较好。我就按照他的建议，挑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写了贴在那里。我写字的水平，那可不是一般的差，简直就是相当的差。但从父亲的角度讲，他应该还是比较高兴的，字虽不好，毕竟自己的儿子可以写了，再也不求别人帮忙写对联了。我初中毕业后，父亲请求镇砖瓦厂的师傅把我带去学做砖瓦。做了两年多砖瓦，我还是回到了生产队干农活。父亲培养我，其实只是希望我不要再像他一样打一辈子牛腿(干农活)。当个窑匠、木匠、泥瓦匠什么的就行。我读书、学窑匠，都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也可能他有点失望吧! 一九七五年冬，我验兵体检合格，使父亲再一次看到了希望。他怕我又像大哥当兵一样被刷下来，违背自己从不求人的秉性，开始四处求人。当时的大队干部中，支部书记是我们本家，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郭”字，应该不会很为难我们;妇女主任是我们表姨，按理问题也不大;民兵连长此前说过二队(我们属二队)的人只要验上，就可以走，他应该不好食言;大队会计同书记关系较好，只要书记同意，他也不会太反对。父亲分析，主要害怕大队长不同意。于是，他就去找大队长，求他帮忙说点好话。那天早晨，父亲冒着寒风，天不亮就到大队长家门口，哪知别人还没有起床。由于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加上又有求与人，自然感觉比他人矮三分。因此，父亲也不敢敲门，就在门外等着。一直等到人家起床，才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对方。我如愿以偿的当兵入伍，父亲求人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为我而付出的努力，我当永远铭记。 儿行千里母担忧，子有弱点父忧愁。我虽然离开了家，父亲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我。他知道我的性格比较倔，怕我的倔劲上来了不听领导的话，特意请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嘱咐我，要克服自己的弱点，服从领导，团结同志，搞好工作。我到十堰后，父亲只来过一趟。那是一九八二年，他已经病得很重，四肢无力，并且颤抖得很厉害，说话吐词不清。在行走已经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到我这里来?我猜想：可能父亲感觉自己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身体日渐衰弱，想到我这来看看，不然以后更没有机会;二是想到我结婚成家他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我，特意从老家打床被套送给我。父亲背着一床被套，独自一人坐车来到十堰。我当时在中队上班，有人喊我说“下面有一老人，说是我的父亲”。我跑到顾家岗马路边，真的看到我可怜的父亲。他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坐在路边的地上，身边放着一个旧布单包裹，像个拾荒的老人。我提起包裹，扶父亲站起来时，我发现他起身时非常吃力;站起来后，双腿不住的颤抖。我扶着父亲慢慢往家走，他每挪动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每走二、三百米，父亲就需要坐下休息一会。我边走边问父亲是怎么来的?他说他下火车后，问路到“马家河”，公交车售票员问他到哪?他说到“马家河”。结果，由于父亲吐字不清，售票员把他说的“马家河”听成了“茅塔河”;公交车一直把他拉到茅塔河(50厂)才喊他下车。父亲到茅塔河下车后，问顾家岗消防队，好心人告诉他，要往回走。父亲背着包裹，顺着来的公路边问边走，一直走到顾家岗。 三十多年来，父亲这一趟十堰之行，有无数个疑问困扰着我：从老家到王城上十里路，父亲是怎么去的?他走了多长时间?从王城到枣阳火车站，要坐两次公共汽车，父亲是怎么上、下车的?到了火车站怎样买的车票?在车站等了多长时间?又是怎样挤上火车的?在车上有位置坐吗?一路上有东西吃吗?有水喝吗?下火车后问了多少人才找到公共汽车站?又是怎样挤上公共汽车的?坐车下错站后，背着一个布包一路走一路问，从50厂到顾家岗七、八里路，走了多长时间才找到我?这一切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在那种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都要经历许多困难。何况是一个全身颤抖、走路不稳、说话不清，而且还背着一床大棉絮的人，简直是不可想象。他这一路经历了什么?他那种不断颤抖的身体、吐词不清的语言、穷苦人的装束，遭到多少白眼和厌烦?受了多少委屈?父亲从来没向任何人提过，我也不得而知。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心就会像刀绞一样难受。父亲到十堰时，我顺便带他到三堰医院看病，由于经济原因，只做了一些基本检查，也没有确定他到底得的什么病，更没有治疗就匆匆回去了。现在回想起来，真对不起父亲。 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时，父亲已经得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依然抱病坚持下田劳动。用牛耕地时，他扶着犁，踉跄地走着，到地头转弯掉头时，就会摔倒，然后爬起来继续犁地。他犁地看似是他扶着犁，而实际上是犁支撑他啊!后来父亲实在干不了农活了，还坚持坐在地头指导小弟弟犁地。 一九八四年底，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大哥请我们回老家，陪父亲过一个团圆年。春节期间，父亲只能扶着墙壁勉强挪动位置，即使这样，他仍然每天从床边挪到卧室门口墙角，用铁皮壶烧开水。母亲心疼父亲，说他像个“老茶童”。 这个春节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吃团圆饭时靠他人搀扶才勉强坐到桌边;手颤抖得挟不起饭菜、只能勉强就碗将饭菜扒进嘴里;来了客人已经不再上桌;佝偻着身躯、坐在墙角烧开水的“老茶童”等形象，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组影像。 一九八五年农历十月，父亲带着对生活的遗憾，带着对亲人的眷恋，带着对未成年儿女的愧疚，带着对老伴未来生活的牵挂永远离开了我们。不过，现在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您生前尚未成年的儿女早已结婚成家生子，那两棵最弱小的小草，也顶起了露水，拥有自己的一片蓝天;我们兄弟姊妹的生活也逐步提高，并且会越来越好;您的儿女将以您为楷模，尽力孝敬母亲。您若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父亲，您就是我们的春蚕!为了我们，您吐尽了最后一根丝!您就是我们的蜡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我们。您的恩情与日月同辉!!!父亲：写作此文，儿几度哽咽;每读一次，儿都止不住泪流满面!您的恩情儿已无以回报!只能寄望将来相报于九泉! 2020年2月

　　祭文【回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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