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墓规划建设的战略目标——由生死哲学的视野来思考

　　论公墓规划建设的战略目标——由生死哲学的视野来思考郑晓江(江西师范大学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教授;武汉大学兼职研究员) 前言 在中国大陆，殡葬从业者近40000人，民间从事这种职业者或许有10余万之多;殡仪馆、火葬场、公墓等殡葬经营单位也将近3000家。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突显，亡口将大量增加，公墓的建设势必有一个大的发展。如何更科学更合理地规划与建设公墓，使之更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公墓规划与建设怎样与环境相协调?特别是公墓的发展能否符合中华民族之生死企盼?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大问题。此外，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上扬，中国殡葬业如何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如何大力提升殡葬业的管理及文化精神的品质，这一切都需要尽快地解决公墓规划建设的战略目标问题。本演讲将从生死哲学的视野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就教于各位先进。 一、中国公墓规划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回顾一下中国公墓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并前瞻其未来之发展，以找出成功的经验与不足之教训。从新中国建立后，在公墓的规划与建设上至少有过如下一些看法与做法： 第一、公墓的规划与建设应该实现纯粹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第二、公墓建设应该逐步缩小规模直至应该取消其存在。 第三、公墓就是一个“夜总会”而已。 第四、公墓规划建设中的“陵园”情节。 二、生死哲学：思考公墓规划与建设战略目标的新视野 笔者在20世纪 80年代始致力于生死哲学的研究，主要是把对人生问题的哲学研究与对死亡问题的哲学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人生问题的解决必求之于对死亡问题的体认;而死亡问题的解决又必求之于人生问题的化解。生死哲学之“哲学”一词，表述的是古希腊时期哲学最原初的含义——智慧，而不取现代哲学是关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的系统理论的意义;这样，生死哲学最简洁的定义是：关于生死问题的智慧，是解决人类所面临之生死问题的一些善知和卓识。 生死哲学探讨的理论目标是：一方面让人们获取关于生死的知识性学问，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人们将生死哲学的知识落实于自我之生活的实践中去运用，把生死的知识性学问转化为生死的生命性学问，使理论知识成为生活的智慧，以应对每一个活着者都必然要面对的生死大事，即从“学习生死”到“学会生死”。生死哲学在解决人生问题方面有三条原理：“生命与生活之紧张”的原理;“人生时光与物理时间不等式”的原理;“生命共同体”的原理，这里暂且不论。关键在，要真正让公墓的规划与建设既合理——科学化，又能合意——符合中华民族的生死企盼，则必须从生死哲学所提供的关于超越死亡的二大原理出发。 第一，“生死互渗”的原理。“生死互渗”的原理说明：一个人仅仅关注“生”，未必能很好地“生”;只有透悟了“死”，并能立于“死”的视角观察“生”，才能更好地“生”。这就叫立于生命的“终点”来看人生的“中点”，自“死”而得“生”。这样，人们便可以在短暂一生中创造出更大更多的意义与价值，让人生更辉煌，并获得面对死神将至时的坦然与心安。而丧、殡、葬、祭正是每一个活着者都将面对的一个重要的场景，关键在公墓业必需经过蕴含有生死哲学理论指导下的规划与建设，成为世人面对“死”而更积极“生”的地方，这样的话，殡葬业才可能由社会与公众的异质状态转化为社会与公众的正向力量。 第二、“死是生活的终止，生命可以永存”的原理。人类为何要创造出殡葬业这个特殊的处理死亡的行业?其根本目的就在让逝者的人际、血缘的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能够永存，而殡葬业能否发展也正在其是否能够实现人类这种超越死亡的内在深层之企盼。这就是在公墓的规划与建设中应该贯彻“死是人之生活的终止，生命可以永存”原理的意义所在。 三、中国公墓规划与建设的战略目标与原则 立于生死哲学的立场，联系到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中国公墓规划与建设功能的转换，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评价的指标体系呢?从理想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公墓或陵园的规划和建设不在其规模如何巨大、基础设施如何完善，甚至也不在其园林化、艺术化的程度之高，而要看其是否具备了三种重要的功能：第一、是否构建了让生者与逝者(神)对话的平台，成为逝者安息、生者慰藉之地，是谓“天地人神共舞”;第二、是否成为了城市或乡村生死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具备有公众休闲的功能;第三、是否成了世人体悟人生的第二课堂，亦即成为生命教育的基地。 具体而言，生死哲学的原理要求公墓的规划与建设能够实现以下几个大的战略性目标： 第一、实现“天地人神共舞”的状态。 “生死互渗的原理”说明，人类的“生”与“死”并非截然二分，是可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表现在公墓的建设上，就应该让公墓成为“天地人神共舞”的场所。“天地”即“宇宙自然”;“人”即主体与社会;“神”即逝者;“舞”者，是一种超越理性之艺术的和谐之美。所以，“天地人神共舞”亦即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与逝者神灵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第二、公墓的规划与建设应该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目的，也就是说，要让公墓成为培育大众道德品质的特殊场所。 第三、使公墓具备“生命教育基地”的功能。 生命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从西方国家起步，到80年代逐渐推广，至90年代台湾地区大规模、有系统地开展，进入21世纪，则已成为遍及全球的教学门类，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生命教育首先是生死观教育，关于人之死亡问题是其重要的内容。实际上，死亡教育实为生命的教育，当人们对死亡愈觉知、愈深入地了解后，则对生命的看法会愈积极，愈能主动自觉地安排人生，去获得更有意义与价值的生活。所以，死亡教育不仅是教育人们如何面对死亡中的失落，如何坦然地面对自我之死，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通过人们对死亡的觉解来为生命与生活添加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要有战略的眼光，从推动与普及生命教育的角度去精心设计、规划、建设、发展墓区，让在世人眼中充满恐怖、晦气的墓区转化为人们体悟生命、学习人生、升华生死观念的庄严场所。 为了实现中国的公墓业向生命教育基地的转化，在硬件的规划与建设上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必须从建设生命教育基地的视野来规划公墓，以使墓地的“负魅场”消失于无形。 2、大力提倡墓志铭、祭文、挽联等的撰写与刻制，以提升公墓文化与精神的品质，起到生命教育的作用。 3、在墓园的适当地方建设“生命纪念馆”，内可分为生死观展示厅、死亡文化展示厅、生命过程展示厅、生命境界展示厅。生命纪念馆的设计理念应该是“生命神圣与尊严”，透过传达有关死亡的正确观念,使人们珍惜生命,尊重生命，使生命的尊严神圣化。 4、为了实现公墓转型为“生命教育基地”，还要夯实一个重要的基础，即必须大力提升公墓从业者综合的文化素质。 四、简短的结论 第一、中国公墓的规划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许多公墓从设计到布局，其艺术化园林化的水平等等，各个方面已毫不亚于国外的一些公墓，这是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公墓的规划与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表现在四个错误的认识与做法上：公墓的规划与建设应该实现纯粹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公墓建设应该逐步缩小规模直至应该取消其存在;公墓就是一个“夜总会”而已;公墓规划建设中的“陵园”情节。我们应该深刻地反省这四个问题，寻找公墓规划与建设的新模式，促进公墓业健康良性的全面发展。 第二、生死哲学是一种思考公墓规划与建设战略目标的新视野，其超越死亡的二大原理——“生死互渗”和“死是人之生活终止，生命可以永存”——如果能够贯彻在公墓的规划与建设当中，必使公墓更能体现民族的文化传统，符合中国人之生死企盼，并大大提升公墓的精神文化品质。 第三、生死哲学的原理要求公墓的规划与建设应该实现以下几个大的战略性目标：首先，公墓要呈现出“天地人神共舞”的状态，即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与逝者神灵和谐相处，共存共荣。这就需要公墓业尊重遗属哀伤心理抚慰的规律，科学及合理地安排丧葬流程，努力去适应遗属寄托哀思的精神需要，设立“哀伤抚慰中心”。 其次，公墓的规划与建设应该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目的，要让公墓成为培育大众道德品质的特殊场所。为此，公墓业要重视民间的清明节等祭祀活动，提供场所、交通及规范的礼仪。最后，要使公墓具备“生命教育基地”的功能，以使墓地的“负魅场”消失于无形;大力提倡墓志铭、祭文、挽联等的撰写与刻制，以提升公墓的文化与精神品质;在墓园的适当地方建设“生命纪念馆”;还必须大力提升公墓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 第四、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公墓实现了从起“坟”到建“公墓”、“陵园”，再到建设“生命纪念园”、“人文纪念园”的转型，从墓区的整体设计、硬件的投入、艺术化人性化的安排等等各方面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纪念”性的墓区与“教育”性的墓区还是有极大区别的。“纪念”者，一般而言，主要设计对象是适应逝者的亲属，是亡者的亲人举行悼念活动的地方;而“教育”性的墓区则不同，主要设计对象不仅是遗属们，更是一种教育教化的场所，是为广大民众获得生命知识、体悟人生至理、掌握生死观念而特别建设的地方。其范围比前者扩大了许多，而内涵也更丰富，对整个社会及个人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将使公墓占用土地、浪费社会资源的说法永远成为历史。 讲师简介：郑晓江，1957年6月生，江西万载人，专门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尤擅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的研究。中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曾任南昌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南昌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总编辑、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现任江西师范大学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哲学与社会学系教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实学会理事。已出版专著：《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穿透人生》;《传统──现代人的两刃剑》;《中国人生精神》、《西方人生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拷问人生》;《中国死亡智慧》、《杨简》;《祸福之门》、《生死智慧》;《善死与善终》;《中华贤哲》;《超越死亡》、《生命终点的学问》、《寻找人生的真谛》、《八千里路云和月》;《神游千古》;《中国生命学——中华贤哲生死智慧》。主编的著作有：《解读生死》、《宗教生死书》、《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国神秘术大观》、《中国死亡文化大观》《中国生育文化大观》;《中国避邪文化大观》;《疗救人生》;《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另发表论文百余篇。曾应邀在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成功大学、高雄医学院、佛光大学、台北荣总、台中荣总、台湾耕莘护专、南华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福寿园、中国殡葬协会、云南省民政厅、中山大学、华南师大、福建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大等作学术演讲数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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