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殡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近现代科学的发达，对人的生命和死亡的认识更多地脱离了原始社会以至中古社会的蒙昧和膜拜，更加凸显其物理特性。尤其随着无神论、唯物论的普及和得到更多人的认同，生命以及死亡亦逐渐回归其自身面目。但是，死亡对于死者本人，丧葬对于其亲属，依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痛苦和恐惧的过程和感受。现代医学的发达，尤其是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对死者及其亲属进行心理抚慰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其意义重大，使死者安得其所，使生者心境回归正常。

　　传统殡葬文化中的殡葬文化观念也很重视哀伤抚慰和临终关怀，结合现代医学以及心理学进行发扬光大，是照料逝者及其亲属的文化源泉和知识力量。儒家的伦理思想也在觉察出自然生命的有限性以及死亡的不可抗拒之后，通过人生命道德追求的出口解决生命的意义问题，使人坦然面对死亡。从而使人的有限价值，化为超越死亡的永恒价值。《孟子?告子上》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所以，死亡虽然是所厌恶的，生命虽然是追求的，但是有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那么自普通人以至贤者，其追求都应该是舍生取义。孔子也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认为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道德，充分觉察出道德的永恒意义，那么当他面对死亡时，就会发现死亡并不可怕，能够坦然面对。

　　道家的先哲对生死的通达建立于对生死的超越，从而使逝者及其亲属正视死亡，超越死亡，比如庄子可以鼓盆而歌，可以放浪骸骨于天地之间，彰显了道家对生死的感悟和探索，契合了减轻哀伤、抚慰心灵，生者平静、逝者从容的境界。道家的这种殡葬文化观，与现代心理学的努力方向是契合的，同时更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有的审美价值生存方式。这也决定了道家在实践层面能够真正地直面死亡，笑傲死亡，并从心灵上、精神上予以彻底超越，从对死亡意义的领悟中消除对死亡的恐惧，进而获得逍遥的人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份逍遥，他们崇尚自然，崇尚无为，注重生命的个体价值，追求一种能够消除个体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分裂的和谐，追求理想人格，从而获得完全自然的自由精神，最终达到对生死的彻悟与解脱。道家的这些思想，结合现代的心理学的理念和方法，对临终病人的关怀中和对逝者亲属的抚慰中，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让人觉得达观而自然，犹如“繁花一梦化蝶飞，辗落尘泥香如故”。

　　佛教在长期发展中，更是积累了丰富的临终关怀的精神资源，并且有许多具体的临终关怀的操作。人最关心的是从何处而来、往何处而去，对死亡的恐惧即来自不知往何处而去以及茫然的虚空。佛家的轮回观念解决了从何处而来、往何处而去的问题，认为死亡即是往生，进入生命的下一个轮回。《中阿含经》云：“命终无常，死丧散尽，寿尽破坏，命根闭塞，是名为死。”佛家的生死观可以让逝者透悟生死，理解佛法，从而摆脱恐惧和怨恨，身心两安。佛教的各种仪式如七七、放焰口、做道场等等，更是具有实际的操作意义，从而在某种层面减轻了逝者的临终痛苦，以及其亲属的哀伤情怀，达到临终关怀和哀伤抚慰的作用。现代社会中，虽然未必以宗教的仪式履行死亡的程序，但如佛教的这些理念是可以借鉴和运用的，也是与现代心理学和哲学的发展不谋而合的。耶鲁大学的魏斯医生在其名著《前世今生》中，提供了很多科学根据，非常值得重视和参考，对于心理治疗法，很有帮助，该书就是依据佛教的轮回与因果说而著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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