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殡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孝悌”思想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在他看来，孝道同时具有内外两重意义，对内是借以启发仁心的自觉，对外是借以象征对整个人类社会以及历史文化的关顾。而理想人格的培养和训练必须朝这两方面努力。在《论语?学初》中，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孝顺父母、敬重兄弟的道德修养放在了首位。弟子子游问何为孝时，孔子回答：“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在别乎?”就是说孝道就是启发自己内在的仁心诚意，如果对父母只有物质奉养而无精神慰籍，则与畜牲无异。进而，孔子把“孝”与“礼”结合在一起，孝、悌是礼的主要内容。他从孝悌思想出发，认为不患死但应哀死，因而特别重视、提倡崇祖敬宗的祭礼和葬礼。在回答弟子樊迟对礼和孝的询问时，他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就是说在父母生前要严格按照礼节的规定行孝，父母死后的葬礼和祭礼也要隆重而庄严。而且他还规定父母死后，子女要服三年之丧。当弟子宰予认为“三年之丧”为期太久时，孔子非常气愤，责备宰予“不仁”，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意思是说孩子生下来后的三年是在父母的怀中抱大的，故而父母死后为父母服三年丧期是情理之中的。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进而说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到后来，要求在三年之内，不饮酒，不作乐，不婚聚，不访友，不应试，不做官，在外做官遇“丁忧”(父母之丧)之事，还要离任回乡守孝三年。后世历代中，如果为官遇到父母之丧，辞官守孝已成定制，即便皇帝不准，也需下圣旨称为“夺情”，以“忠君”之名义夺“孝顺”之亲情。明朝名臣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被弹劾时，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说张居正在丁忧之时不回乡守孝三年，虽有圣旨“夺情”亦不能掩其非。

　　孔子谈到祭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祖先，就像祖先在那里一样，祭祀鬼神，就像鬼神在那里一样。祭祀要端庄严肃。孔子的这种精神，是很真挚的，是一种专注的诚恳。在《中庸》里，传承孔子的精神以后，也明白强调“至诚若神”，并明白指出“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故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参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能与天地参。”所以，孔子的这种至诚的情怀恢宏雄伟，能与天地大化同流，参赞化育。当然，孔子强调“祭神如神在”，重点乃在追求精神之至诚、礼仪之庄重，以此提升灵性、净化人性，并不在于对一般鬼神的膜拜。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也与他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内涵完全一致。

　　孔子的学说中，最核心的观念是“仁”字，仁的根本要义，在于“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孔子说：“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种精神影响所及，形成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无数仁人志士的传统精神，可谓出于丧葬而超脱于丧葬，出于生死而超脱于生死。宋朝末年，文天祥遗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他以身殉道，为仁义而牺牲，“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2.孟子的殡葬文化观：尽心厚葬的孝道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孝悌为本”的伦理思想，提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在《孟子?滕文公上》中他说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孟子把“仁义忠孝”作为衡量人际关系的标准，极力主张“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同时，在《孟子?离娄上》中还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在《孟子?万章上》中提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亲，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下女，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正是在这些理念的基础上，孟子不仅将“礼”和“孝道”作为丧葬观的基本内涵，把礼与厚葬等同，而且还付诸实践。《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中提到，孟子奉母仕于齐，母卒，孟子派弟子充虞请匠人赶制棺椁，并吩咐棺木要好，以厚葬他的母亲。充虞认为孟子对棺材的要求太高、太奢侈，问孟子有必要做的这么精美么。孟子说：“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以为悦;无财不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以独不然?且此为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姣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而俭其亲。”在孟子看来，厚葬并不是为了给人看着美观，而是只有这样才算子孙尽了孝心，讲了礼。否则就是不孝。自孟子以后，厚葬意味着“礼”和“孝”的美名，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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