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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管理员2022-02-23【丧葬文化】人已围观
香港学者、作家陈德锦于1982年发表《折叶看脉纹—论〈九叶集〉里郑敏的诗》,认为郑敏是“有个人的创作风格,独抒己意的诗作者”,但他同时指出郑敏早期诗存在的不足之处,如“先有基本概念而再赋以形象描述”“思想深度不够而流于清浅浮滑”,在语言方面有过度欧化的弊病。这个评价比较客观而中肯,郑敏后来也指出自己早期创作中存在的败笔,如过度说教。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与深圳接壤的香港成为成为译介与传播中国当代诗歌的特殊城市。比起内地,香港更具有接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环境,出版市场更为宽松自由。1984年11月,《八叶集》由香港三联书店、《秋水》(美国)杂志社联合出版,收录了九叶派诗人中的八位诗人(除了曹辛之)写于50—80年代的诗作,刊登了郑敏写于1979—1981年间发表和未发表的中文诗22首。这个诗集展示了复出的八位诗人的新作。此后,郑敏多次应邀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各种文学活动,与香港诗人建立密切关系,同时也体验这个国际都市带来的文化多元性与开放性。1990年10月—1991年1月,应叶维廉教授之邀,郑敏赴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新诗史”。旅居香港期间,郑敏写诗《海底的石像》《有什么能隔开》《黎明》;撰文《知其不可而为之:德里达寻找自由》。1990年12月1日,她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文学史研讨会,以《两种文学史观:玄学的和解构的》为题发言,此后该文发表在香港杂志《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3期;此外,她还发表了《自由与深渊:德里达的两难》(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4期)、《评论之评论—谈朱大可的“迷津”》(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17期);《诗和生命》(载《香港文学》1991第6期)。显然,香港成为了郑敏讲学、参会、创作与交流的重要地方,她不仅在这里讲授自己的解构诗学观,在香港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也通过与香港学者、读者的直面交流,促进了海外华人对大陆当代诗歌的深入了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当代诗人。
值得一提的是,郑敏与叶维廉、也斯的诗歌情谊很深。也斯(原名梁秉均)曾师从叶维廉教授,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比较文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在香港岭南大学任教。其198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异议的美学:1936—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研究》(AestheticsofOpposition:AStudyoftheModernistGenerationofChinesePoets,1936—1949)从审美的现代性(AestheticModernity)、实践、模式、抒情、语言艺术等多个方面,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穆旦、郑敏、陈敬容等创作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特色。在《中国诗歌的文学现代性》(LiteraryModernityinChinesePoetry)中,他指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30—40年代涌现,有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围绕上海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1932—1935)和戴望舒主编的《新诗》(1936)而逐渐形成的“现代派”(如邵洵美、戴望舒、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另一个中心是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诗群”:“受到西南联合大学气氛的熏染,涌现了郑敏、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一批学生诗人,他们在40年代中期建立起自己作为诗人与批评家的地位……在此期间表现活跃。”26改革开放后,大陆与香港学人交往甚多,1987年冬,在香港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上,郑敏与也斯相识,此后他们成为忘年交。郑敏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梁秉均的诗》(载《香港文学》1989年第4期),她对这位后辈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也斯的诗让我觉得丰富而不造作,具体而意味无穷,有形而无形。”1991年7月,香港突破出版社出版了郑敏的诗集《早晨,我在雨里采花》,收录73首诗歌。也斯为之作序《沉重的抒情诗—谈郑敏诗的艺术》,评价道:“郑敏这种现代抒情诗的一个特色是它的绘画性,这不仅是指她有以绘画为题材的作品,也指她视觉性强、描画性丰富的特色,也概指她擅以具体形象去体会心情和哲理的表现。”“如果说画是代表纯粹的视觉,音乐是叙事和言语的动作,郑敏的抒情诗实在是两者的结合。”也斯对郑敏现代诗的多种艺术形式综合的特质把握得非常准确,这包括丰富的视觉性意象,寓于感性中的哲理,诗与画、与音乐的交融,等等。概言之,在叶维廉、也斯、钟玲、奚密等诗人与批评家眼中,郑敏是一个他们既可以回望、又可以触摸的现代汉诗的历史谱系中的关键人物,其持续绵长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充满希望之所在。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与深圳接壤的香港成为成为译介与传播中国当代诗歌的特殊城市。比起内地,香港更具有接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环境,出版市场更为宽松自由。1984年11月,《八叶集》由香港三联书店、《秋水》(美国)杂志社联合出版,收录了九叶派诗人中的八位诗人(除了曹辛之)写于50—80年代的诗作,刊登了郑敏写于1979—1981年间发表和未发表的中文诗22首。这个诗集展示了复出的八位诗人的新作。此后,郑敏多次应邀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各种文学活动,与香港诗人建立密切关系,同时也体验这个国际都市带来的文化多元性与开放性。1990年10月—1991年1月,应叶维廉教授之邀,郑敏赴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新诗史”。旅居香港期间,郑敏写诗《海底的石像》《有什么能隔开》《黎明》;撰文《知其不可而为之:德里达寻找自由》。1990年12月1日,她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文学史研讨会,以《两种文学史观:玄学的和解构的》为题发言,此后该文发表在香港杂志《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3期;此外,她还发表了《自由与深渊:德里达的两难》(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4期)、《评论之评论—谈朱大可的“迷津”》(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17期);《诗和生命》(载《香港文学》1991第6期)。显然,香港成为了郑敏讲学、参会、创作与交流的重要地方,她不仅在这里讲授自己的解构诗学观,在香港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也通过与香港学者、读者的直面交流,促进了海外华人对大陆当代诗歌的深入了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当代诗人。
值得一提的是,郑敏与叶维廉、也斯的诗歌情谊很深。也斯(原名梁秉均)曾师从叶维廉教授,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比较文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在香港岭南大学任教。其198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异议的美学:1936—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研究》(AestheticsofOpposition:AStudyoftheModernistGenerationofChinesePoets,1936—1949)从审美的现代性(AestheticModernity)、实践、模式、抒情、语言艺术等多个方面,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穆旦、郑敏、陈敬容等创作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特色。在《中国诗歌的文学现代性》(LiteraryModernityinChinesePoetry)中,他指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30—40年代涌现,有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围绕上海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1932—1935)和戴望舒主编的《新诗》(1936)而逐渐形成的“现代派”(如邵洵美、戴望舒、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另一个中心是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诗群”:“受到西南联合大学气氛的熏染,涌现了郑敏、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一批学生诗人,他们在40年代中期建立起自己作为诗人与批评家的地位……在此期间表现活跃。”26改革开放后,大陆与香港学人交往甚多,1987年冬,在香港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上,郑敏与也斯相识,此后他们成为忘年交。郑敏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梁秉均的诗》(载《香港文学》1989年第4期),她对这位后辈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也斯的诗让我觉得丰富而不造作,具体而意味无穷,有形而无形。”1991年7月,香港突破出版社出版了郑敏的诗集《早晨,我在雨里采花》,收录73首诗歌。也斯为之作序《沉重的抒情诗—谈郑敏诗的艺术》,评价道:“郑敏这种现代抒情诗的一个特色是它的绘画性,这不仅是指她有以绘画为题材的作品,也指她视觉性强、描画性丰富的特色,也概指她擅以具体形象去体会心情和哲理的表现。”“如果说画是代表纯粹的视觉,音乐是叙事和言语的动作,郑敏的抒情诗实在是两者的结合。”也斯对郑敏现代诗的多种艺术形式综合的特质把握得非常准确,这包括丰富的视觉性意象,寓于感性中的哲理,诗与画、与音乐的交融,等等。概言之,在叶维廉、也斯、钟玲、奚密等诗人与批评家眼中,郑敏是一个他们既可以回望、又可以触摸的现代汉诗的历史谱系中的关键人物,其持续绵长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充满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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