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老师郑敏先生

萧莎|怀念我的老师，郑敏先生
浅海文苑2022-01-1210:55


怀念我的老师，郑敏先生
文|萧莎

1月3日清晨，郑敏先生永远告别了我们——或者用她的话说，踏上了新的未知旅途。郑先生是九叶诗人当中最高寿的一叶。因其长寿，更因她一生兼顾诗歌与哲学的耕耘，在两个园地自由穿行，她思想通透，从不避讳谈论自己的死亡。她时常微笑着说她早已收拾好了行李，随时准备启程——尽管她对人世间仍然怀着不知疲倦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郑敏先生是我国最早吸纳欧美现代派诗艺、探索现代派汉语新诗创作的先行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她便在诗坛成名。只是不久革命浪潮滚滚而来，她所参与的开拓实践迅速被历史尘埃掩埋。80年代初，改开春风吹拂郑先生与同代的老一辈诗人合作出版《九叶集》，现代主义白话诗被重新发现。这些智性趣味浓厚、以艰深晦涩的修辞及诗句为特征的诗作，与新时期呼唤新手法新气象的艺术需求一拍即合，成为诗歌爱好者们争相传诵的新经典。

不过，对于我这样一名90年代的外语系大学生，郑先生还有额外的魅力——她除了写诗，也是一位精于英美诗歌研究和文学理论探讨的学者。她在外语诗歌细读上体现出的精微感受力，在诗学阐述上的强大思辨力以及明晰扼要的语言，博闻强记的学识，令我着迷、敬慕不已。1996年，我酝酿多日，终于斗胆以在读研究生身份提笔给郑先生写信，讲述研读一系列论文的心得、思考和困惑。两周后，我竟然收到了她的亲笔回信。郑先生一丝不苟地回答了每个问题，细密的笔迹写满三页信纸。次年，我决定报考郑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从广州风尘仆仆来到北京，经过两天的笔试、面试，我如愿被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录取。投身郑先生门下，她77岁，我24岁。

郑先生思维敏捷，谈话在汉语和英语之间切换自如，生动犀利列举学术观点有条有理，引述知识典故记忆力惊人，一点不像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我习惯了，以为这是学者的常态。后来，固步自封和未老先衰者见得越来越多，才意识到:衰不衰老，什么年龄上衰老，固然是生物学问题、物质条件问题，也是知识储备、观念体系更新的意识问题，说白了，就是科研知识分子是否有意愿不断自我改造和自我革命。不管年岁多大，郑先生总是生命力饱满，思维输出惊人，这是终身自律、学习不辍的结果。

读博期间，我每周有一个下午上她家进行学术讨论，雷打不动。工作以后，见面次数虽然锐减，郑先生与两个旧弟子——章燕和我仍会不定期凑成一个微型女子沙龙。议题是随机的，可以是任何一条阅读杂感、学术随想、时事要闻、国际事件以及由此延伸开的宏观问题——文艺、哲学、教育、民族素质、国家道路。郑先生像理性的化身，习惯于超然地观察外部世界，给予敏锐的分析判断。

郑先生的言谈举止充满知识女性的优雅睿智，温柔从容。但有意味的是，郑先生以女性气质和诗性美著称，但她从来不认为性别在文学创作或学术工作方面有什么非凡的功能，也不强调女性在两个专业领域具有什么特殊性。她甚至从来不在我们的小沙龙开启婚恋、育儿、家务、消费、养生之类通常被归为女性兴趣或特长的话题。即使跑题碰触到，她也旋即扭转方向，回到无差别的公共领域。认识郑先生二十余年我从来不曾见过她纠结个人遭遇、感怀伤时，更不用说因为私事情绪失控或言语失态。她好像既没有为之陶醉而念念不忘的高光时刻，也没有为之不平的人生遗恨。她总是通达而冷静，兴致勃勃倾听年轻人的信息和见解，和我们一起分析问题的核心，探究未来的可能。

郑先生最该出成果的年纪正好遭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郑先生从北师大下放到山西农村支教，吃了许多苦头，荒废专业多年。我曾问她是否恼恨韶华蹉跎?她非常淡然，回答说如果不是下放农村，她不会了解中国农村有多穷苦落后，她永远不能如此深刻地了解这个国家。

郑先生的家国情怀、历史使命感，远远超越了她对个人境遇的关注。她亲历了一场旷日持久、卷入千万人口的角色更换暨人生体验更改运动，目睹国民在这出史无前例的《变形计》里付出巨大代价；她也看到，承受苦难的两代人生生用血肉之躯打破了旧时代教育壁垒造成的知识精英阶层与广大文盲群众的隔绝，打破了农业社会城乡之间的精神隔绝，将一个感受共同体在全民层面建立起来。改开后，贫富差距、阶层固化、地域歧视一直被上下一致警惕和忧虑;灾难或疫病降临时，大江南北的人们相互牵挂和共情，这些都是感受共同体的功劳。郑先生在国民教育、文化建设等宏大论题上孜孜不倦地发声，也是这一精神共同体的写照。我相信郑先生的无悔是真实的。

和学长一起回忆郑先生，他最佩服郑先生不为物欲所累，轻视世俗功名，不卑不亢，永远与权力和禄蠹保持礼貌的距离;最难忘郑先生高雅迷人的生活情趣——她古典音乐修养深厚，对于水彩画和素描有独到的鉴赏力，她的家具朴素洁净，精心养育的绿植鲜花美不胜收。还有，她的茶几上永远为来客备着香甜诱人的小茶点。而我为之刻骨铭心的，则是郑先生的几次棒喝对我灵魂的雕刻，对我人生跋涉的助力。

在选择学位论文题目时，郑先生认为我理性思维方面有优势，建议我研究解构主义。我不自觉有些瑟缩:“解读后现代名家的批评理论，努努力我也许可以胜任，但是，怎么能对他们提出批评呢?他们是西方有名的大学问家，我仅仅是个学生，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无名小辈呀……”郑先生不假思索回答:“如果你没有勇气挑战大学问家，没有做好准备与他们平等对话或辩论，你就不适合做学问，只能放弃这一行！”

“学术对话和交锋的前提，一是双方拥有相通的知识储备，二是双方具备相同的关怀视野。”郑先生在这里不仅仅是指点无名后生面对西方名家要好学也要自信，更重要的是，她指出了西学研究的一条基本原则——侧重于研究西方与我们的经验和思想有交集的话题，多关注可供我们借鉴或批判的成果，不必关心那些花哨无益的空谈。卖弄玄虚，沉溺于空谈，实质上是把西学神学化，暗中把西方理论转化为专柜奢侈品式的象征资本，进而挟学问自重。郑老师研究西方文论，没写过一篇炫耀洋货、不在乎读者是否能看懂的文章，她总是聚焦于西学与中学的对话可能，探究西学对重新认识中华语言文化的用处，这是对我影响至为深远的学术旨趣和方法。博士三年级那年的冬天，我打算回南方过春节，向郑先生辞行。老师十分惊愕:“现在正是写论文的关键时刻，为什么中断?春节有什么理由必须回家?那几天和平常日子有何不同?过年过节就不读书不写作吗?”面对她咄咄逼人的目光，我想说“习俗如此”、“别人都这样”，可不知为什么就是张不开口。是的，“别人都这样”，谁都可以说，学者不行！它不是任何问题的终极答案。虽然后来我还是忤逆她的想法默默回了家，但郑先生不轻易向通行习见妥协的态度从此刻在了我心底——文学研究需要哲学推论的纯粹和追根究底。

郑先生谦虚平和，不向往聚光灯和主席台，也不害怕被冷落或被忘却。她的智慧、才华和安于边缘的一生，对于以科研为业的我具有感召力。她代表着一类自尊自律的知识女性，不屑于在职业场合抛媚眼、撒娇以换取成功资源。这种自律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仍然想做这样的人。

郑老师和我的师生情属于前手机时代。我们之间的最后通电话，使用的仍然是8位数字座机。郑老师不喜欢交际应酬，拒绝无端浪费生命，她坚持把我们的情谊定位在单纯的学术交流上，因此，我一直尊重她的嘱咐，逢年过节不上门请安，能在电话里谈就不执于见面。

人情世故和家长里短交流不多，一个结果是:我与郑先生往来25年，两人合影算起来统共不超过5次。一来，为特殊契机留下影像记录是一码事，日常拍照是另一码事，多少要掺杂些小儿女的自恋和故作姿态。试想，前一秒我们还在凝神思考华兹华斯、海德格尔、庄子、德里达，沉浸在远方或玄学里，转头——来，我们照张相，——有点奇怪，有点别扭，对吧?再者，郑先生不老的灵魂让我笃信她是永生的，动“合影留念”的念头是冒犯神灵的罪过。

2016年，忽然得知郑老师记忆力急剧衰退，我才意识到要多拍照片留住她。2017年从她家告别一刻，我第一次敢于把脸紧贴她的脸拥抱她，用肢体和皮肤的碰触表白我的情感。她变得多么瘦弱娇小啊!遗憾的是第二年我罹患眼疾，错过了会面。还来不及回过神，新冠疫情把郑老师和我隔绝在两端。今天得知，那竟然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拥抱。我将永远想念我的老师，郑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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