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神奇故事（文字部分）

父亲对管院那位帮过他的老汉一直怀着感激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晋城我哥那里住着时，还专程去看望了他，并让我哥给他买了一副棺材板。
领妻归宗
1937年腊月，父亲听说他后五姑夫被红枪会打死后，才又回到山西。回去时，他不敢贸然回家，先去沁水县尉迟打听了打听他姑父的消息。他走到尉迟对面的沁河边时，天已很黑，已是掌灯时分，他脱了鞋，挽起裤腿，蹚着带冰碴冰冷刺骨的河水过到对岸，进了尉迟他姨姨家。过河时裤被浸湿，便一边在火炉旁烤裤子，一边了解核实他后姑父的情况，然后又到岭上看了看奶奶，住了几天，才回他五姑家。
回去后，他姑母对他怀恨在心，态度更加恶劣，让他去她们家在下伏开的煤窑挖煤，干了一年多。他感到,一是又脏又累又危险，体力实在难支，二是受歧视、受虐待，心情压抑，实在难以忍受。
1939年，又发生了一件更令他和母亲痛心的事。母亲生了个女孩，坐月子期间，其五姑只给了二升小米。母亲因饥饿生不出奶水，也没有别的替代品给孩子喂养，因此，没过满月，孩子就被活活饿死（自此，母亲再未生过奶水，我们兄妹们基本是靠米汤汁和柿皮水喂养大的）。孩子死后，他五姑也不管不问，毫无自责和怜悯之心。按照当地习俗，小孩死后，要请别人给抱出去，不能自己人往外送，因而，父亲只得自己去找人,给了人家一点小米，让人家把孩子抱出去。这件事对父母的刺激和打击很大。
对他五姑的无情态度，他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为了自尊，母亲一气之下回了娘家，父亲也下了决心要离开这个家。他要带母亲回梁街自己母亲家去，自力更生，开始新的生活。他五姑看他们难以驯服，不好使唤，也不愿再留他们，也想让他们离开。于是，父亲于当年离开下伏，回到了梁街,恢复了梁姓。临走时，他五姑只给了他们三升糠，七八根玉米，连他们的结婚嫁妆也没有带出来。
自强自立
父亲回到梁街后，因家里只有两眼土窑洞，人口多，住不下，只能串门住，先挤在亲人家里。后来在蒿峪借到了房子，才和母亲搬了过去。
蒿峪是个大村，村边有一条芦苇河，河床很宽，土地以山上的地为主，也有一些河滩地，自然条件比梁街要好得多。蒿峪离梁街有十多里，他姐姐出嫁后的家和他姥姥家都在那里。他借的房子，就在他姐姐家的后院，是一间东屋。
一天，大伯去蒿峪叫他，说奶奶要给他们弟兄们分家，让他回去。但他让大伯给奶奶说，他要自力更生，不要家里的一砖一瓦，就不回去了。分家时，奶奶虽然按他的意见，没有分给他房屋和土地，但也还是分给了他一口衣柜和一张长几桌。不过，这两件家具一直放在岭上，他从未去搬过。
在蒿峪，他靠给别人打短工、租种土地、赶骡卖炭等维持生计。母亲除做家务外，也摊些煎饼卖，增加点家里的补贴。
租种的土地主要是山上的，只能靠天收，也有几分是村边的，可以浇水。
蒿峪有一个煤窑，他常常买上煤或炭，用骡子驮上，到二十里外缺煤的地方去卖，有时换成粮食，驮回来再卖。骡子是他姐夫家的，他占一条腿，即四分之一股。
1940年日寇占领阳城县城后，阳城出现过多种性质的政权组织并存的局面，有日伪县维持会，蒋介石系县政府，阎锡山系县政府，共产党领导的县抗日政府。所以，阳城既有日伪区，也有抗日根据地。1942年后，县抗日政府又以公路和日军封锁线为界，分为阳北和阳南两个县政府。
蒿峪曾一度沦为日伪区，后又成为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当时根据地缺盐，政府就组织人力到外地买盐，父亲就踊跃参加。由于路途远，来回要走好几天，沿途经常有土匪出没，见货就抢，还要穿过日伪区，而日伪区对盐查得很严。于是他们就几个人组成马队结伴而行，在通过日伪区时，为避免盘查，就白天住，夜里走。每次上路时还得给马蹄绑上布，避免走路发出声响。在驮盐途中，总是提心吊胆，险象环生，有一次，他的同伴闫随保差点丢了性命，在他的帮助下才脱离危险，两人也从此成了生死之交。
在蒿峪的头两三年，由于父母都能吃苦，也没有孩子，所以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心。
支援抗战
1938年日寇侵入晋东南后，企图打通晋城经阳城到侯马的交通运输线，因此很快就打到阳城，但遭到国民革命军和八路军的顽强抵抗，在阳城界内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日寇还出动了飞机扫射，给老百姓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1940年后，日寇又多次到乡村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掠抢，制造了多起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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