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神奇故事（文字部分）

所以，这次灾荒虽然过得也很艰难，但未出现解放前逃难的局面。

移居望川
母亲的本家堂兄刘育财是个热心人，和姥姥、三舅住在一个院，和姥姥一家的关系都很好。1944年父亲逃荒回来以后，育财舅在院门口吃饭时（当地习惯在夏秋季吃饭时，各人端上饭碗坐到外面一块公共场地，边吃饭边聊天）给父亲说：“你们还不如搬到望川来住。”父亲感到这个建议很好，便在育财舅的帮助下，借到望川南大坡常家大院三间堂房。位置就在姥姥住的西房背后，中间仅隔一个常家大院的外院。安排好后，父亲去梁街接上我哥到了潘庄，然后和母亲一起去了望川。他们去望川时，全部家当就是一副扁担。一头挑着我哥，一头挑着行李。
到望川后，他们主要还是靠打短工和租种土地为生。由于父亲懂牙行，能看出牲畜的年龄、体力、能否干农活等情况，对市场价格也比较熟悉，所以他也常帮别人买卖些牲口。有时也做点小买卖。如1944-1945年间，他听说有一支部队要路过望川，就准备了两大布袋（约5尺长的圆筒状口袋，可装100多斤粮食，当地叫“圪装”）馒头，放在部队必经的南大坡底去卖。部队过来时，5毛钱一个，很快就卖完了。卖前有人给他说，当兵的不讲理，你卖给他们，还不把本钱给赔光了？但他有他的办法，先给钱，后给馒头。结果，有的刚给了钱，还没有拿到馒头，就被后面当官的逼着赶快走而走开了。所以他不但没有赔本，还多赚了一些钱。
土改翻身
因当地是革命老区，所以在全国尚未解放的1946年初，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村农会组织农民开展了划成份、斗地主、分田地等工作，地主、富农的财产除生活必需的部分外，全部被没收，分给了贫苦农民，彻底推翻了那块土地上几千年来地主盘剥农民的封建制度。
那时，农会权利很大，说斗谁就斗谁，把斗地主、富农运动的声势搞得很大。先是让他们自己交代所有财产，一笔笔进行登记，然后带着他们去核实。对不老实交代的就拉到大庙，捆到柱子上用皮鞭抽打。财主们很害怕，看到大势已去，大都老老实实把家里的财产交代了出来，顺利过了关，但也有存在侥幸心理的，交代不彻底，最后吃了大亏。当时村里有一个富农，只交代了明面上的财产，对藏在屋里一个地窖的钱财和粮食隐瞒着，自以为别人不知道，发现不了，但结果被挖了出来，被打得半死。
分财产时，会场就设在我们家借住的南大坡常家大院外院。从财主家没收来的财产，包括房屋、土地、粮食和农具等财物，都在院里公布出来，然后由农会进行分配。一连好几天，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非常热闹。当时我出生还不到满月，父亲怕把我吓出病来，一再央求人家，放鞭炮时到大门外，离得远点。
在土改中，我们家被划为贫农成份。分房产时，人家问我父亲，伪村警的院子里有一处好房，别人都不敢去住，你敢不敢？父亲说，怎么不敢？！于是分得后街南院5间堂房和祠堂东头1间厢房（供喂牲口用），并分得8亩土地。从此，我们家彻底翻了身，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分给我们家的这个院子，北面是五间堂房和五间楼房，东面是三间东房和三间楼房，西南角有一间房，出西门有一个小院（其中一间宅基地属于我们家，另外一个厕所和一块堆放煤炭及垃圾的空地属于邻居，西北角的墙塌了个豁口，可直通院外），南面是和邻院的隔断墙。大门在院子的东南角，门口朝东，大门顶上还有一间阁楼，塑有泥菩萨。
土改时，父亲是土改小组长，他的任务是负责带着土改小组丈量土地。望川大大小小的土地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丈量土地用的是两脚之间相距五尺的木制叉尺，像个大圆规，俗称“五尺丈杆”，手握丈杆上部，不停地转动，使丈杆的两脚轮番着地往前走，两步即为1丈。他整天很忙碌，很辛苦，但很快乐。从给我起“胜利”这个名字，就足以看出他高兴的程度，如不是上小学后和高年级的一个同学重名，他是不会同意老师给我改名字的。
父亲能吃苦，心气也高，为了使全家生活得更好，土改后陆续又购买了几亩地，到1956年进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已拥有土地13亩，并和别人合伙购买了一头牛。这些当时全都作价入了社。
与马结缘
在农村没有农业机械和大型运输设备以前，农田耕作和物资运输主要是靠骡、马、牛、驴这些大牲畜，其中骡、马最受瞩目。父亲一辈子对大牲畜情有独钟，尤其是对骡、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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