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一家人

五
在闸北崇德里的岁月里，我们家碰到了两次“上海事变”。1932年，时年8岁的爸爸，在踢足球时大腿骨折，正逢一.二八事变，也称第一次上海事变，日本军队在闸北、杨浦区等地狂轰滥炸，阿婆带着行路不便的爸爸，在兵荒马乱之际逃难到了常熟乡下，投靠阿公的一个开客栈的范姓朋友家里将近一个月，待战争稍有平息后就回到了崇德里，小时候多次听阿婆说起此事，称范先生是个好人，祝愿他们一家人平安！
当时一家4口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眼看已经苦尽甘来。想不到“祸不单行、福无双至”，真是时运不济，刚还清房款不久，1937年8月份，太婆与世长逝，又逢上海八.一三事件爆发，也称第二次上海事变，一家人再次逃离了崇德里，来到苏州河南岸（静安区）避难，想不到最坏的结果发生了，崇德里周围的房屋被炸成一片废墟，刚存放在殡仪馆的太亲娘的棺柩差一点给炸毁。日本人先后两次轰炸闸北区，仅东南区的住宅未毁，其他几乎全部覆没。大约1950年左右，曾祖母的灵柩被船运回无锡，与曾祖父一起落葬龚巷。
六
该说说我的爸爸了！爸爸出生于1924年5月29日，有历史学家撰文说：1927～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项目上皆有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高水准，不过由于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中原大战与第一次国共内战等战事爆发。加以日本侵略满洲地区、华北地区，国无宁日。1937年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让30年代前几年以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努力成为泡沫，所有建设成果几乎完全消失。
这“黄金十年”正值爸爸的少年儿童时代，当时政府大力提倡文化教育，上海公办了很多免费或低价学费的“平民学校”。爸爸小学4年级之前上的是私塾，多少年以后，爸爸曾在高兴时演示给我哥哥看当年的老学究是如何摇头晃脑，长吁短叹如唱山歌般的讲课景象。爸爸高小5年级开始转公费学校，直至中学毕业都是免费的，高中是上夜校毕业的。
七
话说崇德里被炸后，在漆匠同行和朋友的帮助下，阿公、阿婆再次举债买下了新闸路614号（东斯文）二楼一套石库门房子，也就是我们兄妹仨的出生地。
据爸爸说他14岁第一次出门学手艺，就被人骗了一床棉铺盖，15岁在轮船上学徒10个月。1940年，16岁的爸爸高中毕业，具备了良好扎实的文化基础，开始转运。
这里得抬出一位爸爸当年的贵人—孙春光先生，孙先生夫妻曾住我家楼上的三层阁，与我阿公阿婆关系甚好，俩夫妻年大无子，正巧有一次阿婆的弟弟对姐姐说：他有个叫石根福的师兄弟生育了一对龙凤胎，正考虑着要送人，于是阿婆把这情况与孙先生夫妇说了，夫妻俩非常高兴，就将男婴领养回家，后来他家搬迁到北站附近的西式洋楼，就此孙家与我家成为二代通家之好，儿子孙柏林尊我阿婆为大姆妈，与我爸相处较投缘且感情胜似兄弟。
我们兄妹仨很感念柏林叔几十年来与我家人的交往之情，将他视为我们家的亲人，在他晚年因小脑萎缩重病期间，我哥对他甚是照顾。柏林叔于2003年去世，享年63岁。愿有缘、有情人来世再相见！
八
再说孙春光先生何许人也？他哥早年就去日本定居，他本人一口日语流利，当年在上海税务局任职，对口与日本公司联络。孙先生当年在上海非常兜得转，通过关系把我爸爸介绍进当年日本国在中国最大、最顶级的公司—日本中支那上海株式会社任文员，1940年的某一天，爸爸记得第一天上班就坐轿车随同出外办事，以后出门办事都进出轿车，每月领工资凭支票去外滩汇丰银行取钱。当年少年得志，真是潇洒风光了一阵。
可能孙先生是“得子还情”吧？“行得春风有夏雨”这句口头禅，阿婆是经常说的，由此可见阿婆为人处世，高情商的一面。
爸爸进公司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尽快学好语言，正巧公司有个日本女文员欲学中文，于是两人互学中、日语多年。1943年，爸爸任职期间曾派遣去浙江象山萤石矿公司工作。听阿婆说她当年曾去象山住了一段日子，她说亲眼看见过日本人很凶狠地打中国人耳光，不过他们很尊重长辈，毕恭毕敬对着她行九十度鞠躬礼，阿婆曾清晰记得日本人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爸爸身高1.76米，阿婆1.63米，母子俩的外形长相很像，更值得一提的是爸爸完全继承了他妈妈的高智商和高情商，如果说阿婆的先天不足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女人的话；那么爸爸自身的先天和后天的条件都是非常优秀的，具备做大事的潜能和良好素质。爸爸在日本中支那株式会社工作5年，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做到了书记补职位，位居公司华人中最高职务。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之时，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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