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一家人

九
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历史已经有了公正的结论，我不再作重复评论，更不愿意有对子孙后代作仇恨教育宣传之嫌！中日战争本是国与国之间的事，什么“不当亡国奴”，信仰共产主义等等，这些都是出于政治宣传而杜撰出来的口号式的言论，老百姓是以生计为主，哪里生活好，哪里有饭吃就是好！我爸当年的这份职业是无人不羡，所有人都求之不得的。爸爸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当年东斯文后弄堂有个青年玩伴，非常羡慕爸爸的职业，曾托他帮忙有机会介绍他去株式会社谋生，然而不久这位青年去了江苏地区参加了新四军，上海解放时他竟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层军官回到了上海。这岂不是笑话？难道当年他去参加新四军的时候是为了信仰？
日本国确确实实欠下了我家两笔债：一是闸北崇德里住宅炸毁，尽管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后，日方政府诚恳向中国政府提出战争赔款，但不知何故未被中国政府接受；二是日本公司对所有年老员工都发补偿金或退休金，但日本中支那株式会社在战败后解体，所以对于我爸爸来说当然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我认为撇开政治因素不论，但岁月沧桑，天道轮回，冥冥之中这两笔债是早晚会还的！
十
日本国投降后，爸爸一度处于失业境况，但他依然自强不息，凭借扎实的文化基础，在夜校学习四十年代最时髦、最能赚钱的专业—建筑工程预结算。也是机缘巧合，我阿公有个堂房妹妹嫁给无锡钱桥唐巷唐友华先生，夫妻俩是我爸爸的堂房姑母、姑父，姑父是上海一家营造公司的老板，爸爸在他公司工作了多年，据我妈说，当时与姑母、姑父的关系处得不错，直到50年代后也经常来往。
我妈妈顾云妹，祖居浙江鄞县，1931年10月生于上海江苏路。7岁丧父，10岁左右时被继母李梅君抚养。据妈妈回忆：继母从小失去父母，也记不得是何处人氏，曾被人卖入青楼，后被有情人看上后赎出从良并生有一子，但被公婆家人不耻而赶出家门。妈妈大约是1943年起入住继母家门，当时我外婆与一个日本人同居，并与其人父母在一起生活，妈说那个日本人很老实本分，对外婆也很尊重。没过几年日本国战败，所有在华日人全部返回日本。为了生计，外婆无奈又嫁给了当地一个带枪的“白相人”（地痞流氓）。
我浦东外婆的身世很苦，为人善良，之后她又与一位武汉籍的长江轮上的陈姓船工结婚并领养了一个儿子，我和哥小时候每年春节都要随父母去向浦东外公外婆拜年，老俩口对我爸妈和两个外孙挺好，先后于70年代去世。至今我们兄弟俩时常会想念两位慈祥的老人，愿他们在天堂安好！
十一
过去的婚姻大事都有父母做主，有一次妈妈来我家对门人家玩，被我阿婆一眼看上，即通过媒人提出给我们家做媳妇的要求，我妈当时也是想早些自立谋生，就同意嫁过来，但提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帮她找到工作。阿婆立马想法通过关系找到了当时正泰橡胶厂的高级职员，江阴人范先生帮忙，范先生当即同意帮忙，这件事的成功再次验证了阿婆的高EQ。于是妈妈于1947年进入正泰橡胶厂（后改名“上海鞋帮三厂”）做缝纫工，同时由东昌路迁至新闸路614号后与我爸爸订婚。
正泰橡胶厂老板杨少振是江阴人，系中国民族橡胶工业的开拓者，享有“橡胶大王”之誉，早期接受西方技术和管理理念，所以该公司员工的收入和劳保福利待遇在当时上海的企业中属于一流水平。

第二篇建国后的前三十年（1949～1979年）
一
由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抗日战争于1945年8月15日取得胜利后，自1946年起，国民党与共产党军队打了3年内战，最终共产党取得了胜利，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苦难深重，战火纷飞的年代终于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民众各阶层的利益有了很大调整，我阿公是个苦出身，典型的工人阶级，他明显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被安排至属于集体所有制的静安区房地产公司康定路门市部，有了稳定的收入，50年代单位还组织扫盲班读书，由此阿公的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达到了能一般读写的水平。大当家阿婆有时说起以前阿公的脾气很坏，赌牌十有九次输，回家要钱我不给他就发耿劲，一把抓住我的辫子就打，然而解放后老头子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又戒了赌博，现在的脾气好得像换了一个人！阿婆不无高兴地说。
阿公的个子1.7米，五官非常端正和清秀，是那个时代的美男子，那是他的月工资是72元，这收入标准在当时社会属于中等水平，他的日常开销大约是每三天2包大前门香烟（0.35元/包），逢礼拜天早晨，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去新闸路成都路口的一家二楼的茶馆喝茶，无非是与一些老朋友见面聊天，沟通交流社会和生意信息。这是阿公一生保持的好习惯，阿公省吃俭用，除了留有少量的零花钱，他把月工资都上缴给了大当家。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妈妈还买了无线电、羊皮大衣、水晶图章等不少贵重的生活用品孝敬阿公、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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