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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我的一家人

管理员2022-03-11【丧葬文化】人已围观

我在龚巷41号老宅—阿公的出生地足足住了一个月,老家位于洋溪河南岸600米左右,门前正南60米左右有一条过去村民赖以生活用的小河,南面3公里左右是惠山山脉,真是典型的江南景色,好山好水好风光!
我记忆中的大亲娘身材匀称,面目清秀,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女,且很能干,曾担任过村妇女主任之类的角色。兆铭叔叔和蔼可亲,他当时34岁,未婚,依稀记得有一次他在水稻田里抓了一条大黄鳝回家做红烧的,还多次割韭菜、吃螺蛳,我共有5、6次左右在家门口小河边,用死苍蝇作诱饵吊鱼,每次都能吊到5、6条7公分左右长的串条鱼,清蒸做着很好吃的,记得我把尿洒在田里的山芋苗上,有一次我还恶作剧地把人家放养的小鸡给踩伤了……那时正是文革初期,我记得叔叔毛笔字很漂亮,写了一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字报。爱媛嬢嬢在溪南小学任教员,还带我去过小学,当时她正与毛村的时年丰谈恋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嬢嬢、姑父身体健康,儿女成双,子孙满堂。
9月初我要开学上4年级,8月底我要回上海了,正好年丰姑父村里有一对来至上海探亲的夫妻回上海,我就跟着他们一起乘火车回上海了。记得是爸爸来火车站接的我,在走回家的路上,看到马路旁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横幅、竖幅的标语,一群群的红卫兵在拦住路人剪小裤脚管,查尖头皮鞋。
无锡之行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蹦蹦跳跳非常快乐的时光,也是我少年儿童时代记忆最多、最深刻和最美好的一次,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爸爸与兆铭叔是堂兄弟,一鸣叔和移鸣叔是堂兄弟,也就是说:我爸和兆铭叔与一鸣、移鸣叔是远堂兄弟,爸爸生长于上海,其他3位叔叔都生长于无锡,且都有一定文化,在解放前夕都是属于南下工作队成员,按八十年代后的政策都可享受离休待遇。这龚家四兄弟都是个高1.76米之上,文质彬彬、相貌堂堂,如此看来龚家这代的四兄弟都是少年得志,非常优秀!龚家真要时来运转了吗?然而,命运并非完全如此。解放前夕,兆铭叔就在吴江一家小学任校长,享薪金制,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帮政府减负,主动离校回家务农,可惜断了自己的前程,以后一直在家务农。
兆铭叔叔是个淳朴善良,重情之人,他每次来我家总要背上一袋自家种的新大米给我们家人分享。他非常喜欢我们兄妹仨,大约是七十年代初他来我家,当时我妹妹美华尚小,叔叔带她去上海动物园玩,回家时天下雨,他把自己外套脱下裹在妹妹身上,抱着她从石门二路15路车站一路小跑回家。
兆铭叔叔的婚事很晚,他妈在世时给他过继了后宅的一个娘家亲戚的男孩—龚志刚,没过几年叔叔与无锡威华桥高草棚高南珍成婚,婚后先后生子龚犟,女龚冕。志刚娶妻杨墅福山高家桥周小妹,生子龚震,龚犟因儿时发高烧引起智障,至今未婚,龚冕嫁夫夏虞桥缪俊虎,生一子。
我曾见过三回一鸣叔,第一次是1974年左右,他在上海出差,由唐友华的儿子国英陪同,专程来我家看望他叔叔,并与我全家6人(当时哥哥在安徽插队)共聚晚餐;第二次是1996年5月1日,我与红妹和女儿租了一辆金山宾馆的轿车去老家,正逢小铮婚宴,与一鸣叔以及老家亲人一起留了合影;第三次是2004年的春季,我与朋友一起去无锡,由爱媛嬢嬢陪同去看望了一鸣叔叔和婶娘。一鸣叔叔解放后在无锡市工业系统工作,一路顺风顺水,至1980年任无锡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如今他已96岁高龄,四世同堂。我没有见过移鸣叔叔,据说他曾在镇江法院当领导,也是去世较早。

我们兄妹仨都是阿婆带大的,也是从小听着阿婆说着“过去的事”长大的,对阿婆有着深厚的感情。五十年代初期阿婆曾去里弄工厂做过一段时期,后来因照看我们兄弟俩才辞职在家“缝补桨洗”和“买汰烧”,阿婆非常喜欢我们,会给我哥俩做棉袄和鞋子,记得有一次睡在床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俩兄弟长大成人后要互相帮助,永不分离等等。如此这般情真意切的话语,在我们兄弟俩的记忆中永存,我想之所以我们兄妹仨能够一辈子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以及对父母、祖父母孝顺,这与从小的家庭教育,尤其是阿婆对我们的敦敦教诲是绝对分不开的。
小时候我们哥俩免不了要要做出些让阿婆担惊受怕的事,有时要在弄堂里与人吵闹和打架,阿婆的原则是不论谁是谁非,先一把拉回自己的孩子回家并批评教育。几十年来阿婆常说的“吃亏就是便宜”、“跟狗吃屎,跟老虎吃肉”以及“人头不识、苦头吃煞”、“花花轿子人抬人”等等老话,这些话尽管是上不了大堂的至理名言,但听来通俗易懂、耳熟能详,句句入理至深,真要有丰富的阅历和大胸怀的人才会感悟,如果你真能悟到其中的奥妙并加以运用的话,那你的一生绝不会居于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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