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一家人

再说阿婆的侄女、爸爸的表妹周伟英于8岁时被我家收养，我哥与我先后出生后，嬢嬢帮助阿婆一起照看我们哥俩，直至16岁她初中毕业后分配至淮海饭店工作（大约1956年），翌年嫁人离开我家。表嬢嬢曾是我们家庭成员之一，从小带过我们哥俩，具有较深的感情基础。之后她待我们哥俩很好，经常带我们出去吃喝玩乐。
2016年6月嬢嬢在北京病重，我们兄妹仨专程赴北京病榻前问候，2017年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
七
我小时候在东斯文12弄的一家民办幼儿园上学，至今还依稀记得有小朋友的哭闹，还有家住第三弄的薛老师等其他几位老师的模样，有一次还在教室的地板缝里抓了个蟋蟀回家，还清晰记得阿婆每天、特别是撑伞雨中接送幼儿园的情景，我还记得1962年我得了急性肾炎，在市儿童医院住院18天，看到同病房有几个小孩的睾丸肿得像气球一般等等情景……
记得第二年我在入小学面试时，老师问我家里有哪些人？我因没听明白，回答时慢了半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被分配至民办的南苏州路小学，而同弄堂有的孩子进了公办的第三中心小学。阿婆总是说哥哥三中心小学路近环境好，上的大通中学也路近；心疼我上的小学路远又在苏州河边，冬天时东北风非常寒冷，后来上的五四中学也是路远，要步行20分钟。
我记得哥哥刚上小学一年级时，在学校玩跷跷板时把头跌破了，他学习聪明，尤其是语文和朗诵很好，还担任少先队小队长，很受家住大港里的一位班主任张老师喜欢。我也是在一年级的时候一不小心左小臂撑地后骨折。记得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中等以上，也是担任少先队小队长。
八
我爸爸的性格是重情义，乐于帮助他人，他在建国前后时期有较多的社会中流阶层，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朋友，后来绝大多数都过得不咋样。爸爸的待人接物，语言表达能力很强，我年轻时就很自豪地认为：凭爸爸的学识和经历，就决定着他是个无所不懂、无所不会之能人。建国后，爸爸不甘于平凡，想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踏入较理想的社会阶层，然而愿望总是与现实太远，几十年来厄运缠身，真是好不惨然也！1949年下半年，爸爸的一个朋友用枪抢窃一个在华日本人，逃离现场后来我家躲避，当晚就被警察上门捕获，并查获了藏在皮鞋盒里的手枪。为此，爸爸被判刑6个月。
1952年10月1日，爸爸与1947年就来我家的妈妈成婚。1953年上半年爸爸经姑父唐友华介绍临时去北京从事建筑工程预决算工作，以后大约3年后又去过北京，据哥哥回忆说，爸爸曾对他说过当时有一位苏联女专家用8000元买了一件金絲猴大衣，据此推想应该当时是与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的。大约56年春夏之交之季，爸爸短期去过乘泗列岛泗礁岛上从事国防工程预结算工作，具体项目是建造加农榴弹炮洞库。
大约是1958年，经同行朋友吴昌甫介绍，爸爸又赴中南建筑局（广州）工作，爸爸曾对我说，六十年代初期曾去过广东省办公厅汇报工作。并见过时任省委书记的赵紫阳，由此推论，爸爸应该当时在单位是做得不错的。谁想1961年，爸爸在回上海探亲的火车站上被查出给亲戚朋友带的，数量并不多的货物，被无故定为走私罪，由此受冤发配广州市国营横江农场（距离白云山机场50公里左右）劳动教养，期间正值3年自然灾害，爸爸说当年农场有人因饥饿而抓青蛙活吃。那个年代我国是个“法盲”社会，有很多定案都是为了完成内定指标，谁撞到谁倒霉。
1963年我妈妈去广州探亲住了一段时间，第二年早春，我那年届40岁，受尽了一个人在外闯荡，颠沛流离之苦的爸爸终于回到了上海温馨的家，女儿美华的出生给爸爸带来了人生路上的一丝暖意。爸爸回沪因没有农场的批准手续，所以户口不能迁回上海，俗称为“袋袋户口”。
爸爸以后曾与我说过夫妻不应该长期分居之类的话，我明白爸爸的言下之意是非常后悔当年的选择。
九
在我的记忆中初次见到爸爸大约是在1960年左右临时回沪探亲，我随妈去上海北站接站，清晰地记着爸爸戴着眼镜，身穿一套白色的中山装走在站台。第二次见面就是64年春季回家，只记得我吃了不少爸爸从广州带来的秘制杨桃干，还有就是爸爸要我在暑假里每天睡午觉，然后奖励一分钱放在储蓄罐，那年我上一年级。
儿时的我比较愚笨，与爸爸的感情较陌生，这就是从小不在身边，一下子亲热不起来的原因，直到成人懂事之工作之后才一下子与爸爸感情升温。如今我每当看到乔乔、皓皓缠绕他爸爸妈妈万般亲热和撒娇的时候，我会感觉到上下通气，浑身酥麻麻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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