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一家人

记得妹妹出生第一年的夏季，晚上经常要哭闹，爸爸视女儿为掌上明珠，整夜都抱在怀里去马路上逛游。记得小时候我们哥俩从未有过一次向爸爸要零用钱，而妹妹总是赖着爸爸要零用钱，而且是一讨一个准。以后长大后也是妹妹与爸爸最亲最好！
文革初期的几年中，爸爸每个月要带我们兄妹仨去石门二路的卡德浴室洗一次澡，洗完澡休息时每人吃根香蕉是必定的，后来妹妹渐渐长大了就不能随我们去洗澡了。
回想那时我们家7口人坐在一张香红木八仙桌上一起吃饭是非常幸福和快乐的。如今这张经过整修，沉浸着历史的沧桑和当年我一家7口人快乐的八仙桌，在我家里安放使用。
十
话说我从无锡老家回到上海时，十恶不赦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我不想再诅咒和谩骂文革，因为十年动乱的历史已经为国人所深恶痛绝，被中国共产党自我否定。
爸爸刚回家过了两年失业但也算安逸的日子，文革开始了，仿佛祸从天降，漫天的大字报认罪书贴在家门口，一夜之间爸爸莫名其妙地给带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规定每天或定期扫弄堂、通阴沟和粉刷墙头；每天、每周、每月向里革委汇报思想，出门汇报行踪等等。爸爸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屈辱，但出于无奈也只能逆来顺受，把这一切都承受下来。后来爸爸进了街道办的，有“四类分子”人员构成的煤炉制作组工作，每月收入仅小十几元钱，在这困难时期，爸爸非常省吃俭用，平时每日的开销仅是8分一包的生产牌或1角3分一包的勇士牌香烟。
文革期间的“成分论”极大伤害了我们兄妹仨的自尊，在学校、在弄堂里都尝到了被贬视的滋味，在学校里不能参加出头露面的活动，还是在6年级毕业前夕，班主任让我乘上了加入红小兵的末班车，进了中学后也不能参加红卫兵，更不能入团。
记得有一次哥哥在弄堂里玩耍，一不小心把对门裁缝店的门牌玻璃给砸坏了，被人连爸爸给一起骂了，爸爸认为因为自己的原因儿子给人贬视，觉得无地自容，于是他就出外逛了一大圈，当时妈妈和全家人很紧张，到处去找爸爸，生怕他一时想不通，最终，爸爸很晚才回到家，他说在苏州河畔坐着想了好久才回家。
十一
爸爸是个有文化的读书人，他社会经历和阅历丰富，知识面很宽，兴趣爱好广泛，尤其喜欢看书和欣赏传统京剧。是人总要有能量的释放，而文革时期是文化沙漠，那个时期我们在学校已经基本学不到知识，除了在外玩耍，在家看书是最大的享受了，我和哥从小就受了爸爸的熏陶，记得我四年级就如饥似渴地一口气看完竖版、半文言文的《水浒传》全本，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爱上了文学。哥哥更是博览群书，从不间断地看了一辈子的书。另外，我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吹奏口琴。
文革期间我家真是祸不单行，妈妈又得了肺结核，多年请长期病假，记得大约是1969年，妈妈在万航渡路540号（原盛怀宣四子的住宅）的正泰橡胶厂疗养所休养期间，我和哥哥曾提着奶油蛋糕去探望过。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央紧急决定要备战，爸爸是疏散人口的主要对象，当时要将我爸爸和哥哥一起发配至安徽农村插队落户，结果这事不知是何原因不了了之，可能是指标已经完成了，因为当时我们街道已经有一对父子去了安徽。
时过不久，哥哥中学毕业，自愿报名于1971年10月19日赴安徽泾县昌桥公社插队落户。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按照当时学校毕业分配的规定，我哥是长子，可以分配至上海崇明农场，但我哥考虑到我弟弟两年后也要面临毕业分配，索性他去安徽插队，我就可以分配至理想的上海工矿企业。
年仅17岁的哥哥就知道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关照他的弟弟！这是自我懂事后哥哥给我作出的最好榜样，这情深似海的兄弟情谊和高风亮节我永远铭记在心。如今我对我8岁的外孙女和5岁的外孙经常说：姐姐要爱护弟弟，弟弟要保护姐姐。
十二
1969年秋季至1973年秋季，我的中学生涯在上海五四中学度过，4年的时间好似很长，除了语文我是天生的好，其他课程我一概听不进。那时我们在学校受到的教育都是非常反面和极端的，我举个事例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豹，说明我们受的是什么教育？当时的政治口号是：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于是乎所有大中小学校都有派驻工宣队，我学校73届共有12个班级，有2个人民电机厂派驻的工宣队代表，一个是个子只有1.5米不到，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驼背；另一个是戴着白边眼镜、面目狰狞的两个老光棍，学校的几个有“问题”的老教师看到他们就像看到阎王转世，这两个鬼非常恶劣，拼命发泄变态心理，没事就拷打只有15.16岁左右的“流氓阿飞”，6班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含泪求着这个驼背不要再打了，过了没多久两个鬼都因玩弄被他们关押起来办学习班的女孩子，被学生的家长告发而被判了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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