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老吴

老吴是我市有影响的文史学者，文博专家，是文博系统的一名领导，他在工作上，治学上，地方史的探讨上，都以“寻真”为第一目的，寻真又系其笔名，故《寻真集》又可诠释为“我的集子”。

这部书共辑录了有关九江地方文史各类文章共76篇，多为探讨考证性，逻辑严密，说理性强。也有个人亲历的记叙，多有喟叹，抒情意浓。我先用一个月的时间将此书通读了一遍，当时在船检上班，读书时间很丰富。随后此书便成了我的案头读物，无事就翻翻看看，因所叙多是九江地面的事，读来有一种亲切感。

书中有一内容我特感兴趣，就是九江城区范围的考证，老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专题融为一篇，而是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各有侧重的四篇文章中)各有这一内容的介绍，我在读的过程中注意到这点，就用铅笔将这类记叙划杠标明，又在书的首页记下这类记叙的页码，如此操作，我是蓄有心思的。我想，假如我要写一篇九江城区变迁沿革的文章，这就是好材料。

一次我与老吴坐在船检的大沙发上，我谈起了这件事，并说如果我写这类文章，会把材料出处及原作者标明出来。当时他笑道“这么看重啊！”接着又补一句，“书中有什么错处吗？你读的这么认真，望帮我指出，包括《六朝九江志》。”

其言也恳，其意也诚，我知道著述人是最怕贻笑的。欧阳修就是典例，“不怕先生嗔，唯怕后生笑！”鉴于我们的交谊和他的恳切，我也不收敛，对《六朝九江志》中的小误，提了我的看法，说“有的记叙有越常理，让人生疑。”遂举了我阅读中印象深刻的一例，书中关于士兵生活费的记载，言“每个士兵每月耗食盐3升，一年需3.6斗，计144钱。”(见该书P32)。

当时读至此，我即用铅笔在这条记载下划了一横杠，并在偏旁打了一个大“?”。问题是一个人一个月能吃得下三升盐吗？老吴当即回道:“提得好！说明你看书真的是很认真，是动脑筋的看书。你说的这点，我在写作时也有疑惑，但不敢改，便从原资料上直接端了下来。原资料版及我的电脑写作版，现在我都还保存着。”老吴行事，从来就是这么认真，谦谦君子，慎慎行事，这点，朋友们及与他共事的人，都如是说。
这是我与老吴交往中关于两本书的故事。

老吴作为我市文史领域的名学者，又是文博系统的专家和领导，在职时，参与了许多重大考古挖掘;退休后，我市凡有这类重大项目或文化工程，政府及有关部门都会特邀他参加。这不是什么简单的“发挥余热”，而是他学术份量的体现。他就有这样的“江湖地位”！

2017年，适逢周敦颐诞辰千年，九江市政府投资建造周敦颐纪念馆，以此弘扬“廉”文化。展馆内的文字工作，特聘了四位学者撰稿，老吴是其中之一。吴说罗龙炎教授是领衔统稿人。这类文字工作，不是纯文学的作家们可一体承受的，它必须是文、史跨领域的学者方能胜任，老吴当然是理想的人选。

任务完成后，老吴拿到了一笔稿酬，领酬的那天，他高兴的邀约几个“老鬼”，说“找个像样的馆子坐一下”。我被邀去坐了一下。席间闲聊，因喝的是周敦颐纪念馆的酒，话题自然落到了周氏身上。有人笑言，当年重建濓溪墓时，政府投资200万，当时的老百姓都风传，这钱都被文博的官员们吃光了。

老吴席间作色，“那是瞎说！当时我就在文管处，全程参与了这项重建工程，还是项目负责人。濂溪墓是在经文革毁坏后的废墟上重建的，200万根本就不够，政府后来还追加了投入。周氏裔人也集资给予了资助。如果那钱都被吃光了，重建的濂溪墓是怎么起来的？说瞎话的人怎么连这个基本事实都不顾了！”此言很有说服力，抨击了那些流言，席间一笑，老吴澄清了当年一个基本事实。

老吴还对我说过他与候宝林的一件事。文管处的全称是文物名胜管理处，办公室设在浔阳楼内。老吴是八十年代后期提为文管处副主任，主持工作，后又被任为书记，党政一肩挑。就在他被提不久，我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候宝林来到九江，造访浔阳楼，吴便亲陪这位大名人进行观摩，并对九江名胜古迹顺作介绍。

候观摩行将结束时，吴向他提了一个要求，请他题辞，侯欣然应允。浔阳楼原本就备好了宣纸笔墨，是专为名家准备的，吴便将候带进雅室，侯奋臂挥毫，题写“雷池”二字，落下款额，铃上印章，一幅诊贵的墨宝便留下了。老吴请人装裱，配框，挂在浔阳楼内，以壮门面。老吴说:候宝林在九江题“雷池”，表明他很有文化底蕴。针对九江题雷池，不俗，有深度，有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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