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墓地风水的基本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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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黄大陆

　　墓地风水学分形势与理气。形势即龙、穴、砂、水，理气即方位、五行、天星、神煞与元运等。形势讲究的是龙真穴的、山环水抱，藏风聚气，即使是一些有违常规的奇形怪穴，也都有法可依，各家所讲的法则之间没有很大的分歧。可是，只要一说到理气，便你一套我一套，各唱各调了，乃至于一师所传之徒也方法各异，且都宣称自己是杨公一脉秘传，其余都是伪术。吵吵嚷嚷，闹了上千年也没消停过。致使莘莘学子在茫茫无从之际，给出了“峦头无假，理气无真”的结论。

　　至今，大多数墓地风水师都还是将理气看得顶顶重要，说“分金差一线，富贵不相见”，任你好山好水，龙真穴的，只要理气有半点差池，就全都没用了。

　　理气真有这么重要吗?如果理气真的很重要，那各家的方法又相互抵忤，一理气就得你掐我我掐你，不把对方掐死气就不停手，我们该怎么办呢?看来，我们有必要理清一下自己的思路，从风水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探讨风水理气的问题了。

　　我国墓地风水学源远流长，在很早的殷周时期就开始孕育了。《尚书·盘庚》里就记载了盘庚迁殷一事：“盘庚既迁，奠厥悠居……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用永地于新邑，肆子冲人，非废厥谋，吊主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意即盘庚迁都于殷地，奠定了住所，依山而居，用以避凶迎吉。新地址是很好的地方，谁都不得违背，居住在那里可以使殷商发达起来。结果呢，盘庚在迁殷之后，“殷道复兴”，使商朝又兴旺了几百年。

　　在《诗经·大雅·公刘》里也记载了公刘自邰迁幽的事迹，说公刘“陟则在献，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博原……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溯其过涧”，瞧，他既看山，又看平原，还看山之向背，水之来去，且测量方向，这已经有点风水师的模样了。其迁居的后果是：“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颂其德。”

　　当然，这个时期的墓地风水术尚处于萌动状态，尚没有龙穴砂水向等基本概念，更谈不上什么理气了。人们想要知道宅地的吉凶，一般都得依靠占卜来论断。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不少因修造而占卜的记载，如：“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兹唐。庚午卜，丙贞：王勿作邑在兹，帝若。贞：王作邑，帝若，八月。”这是殷王要修建城邑而卜问吉凶的记录。文中“争”、“丙”是两位占卜者的名字，“贞”是问的意思，“若”表示允许。后来周公在洛阳营建都城，相宅于伊洛瀍涧四水之间，成了后世风水应用的典范，但其看风水吉凶的方法还是占卜，故曰“是以周公卜河洛”。

　　迨至秦汉，人们开始有了地脉观念，并出现了以风水为职业的人物和风水书籍。当时，民间传说蒙恬之死就是因为他修长城“绝地脉”所导致的。司马迁在其《史记·蒙恬列传》中说他是好大喜功所致，“何乃罪地脉哉!”这里所说的“地脉”后来发展成了风水学中的“龙脉”。《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卜家，问某人可娶否，五行家言可，堪舆家言不可。这“堪舆家”即后来的风水师，虽然当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水师，但也是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

　　在《汉书·艺文志》里，已然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地典》等几本有关风水的书目。在《后汉书·艺文志》里甚至还出现了将阳宅配五行、五音、五方论吉凶的具体方法。其云：“宅有八术，以六甲名教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故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南方火也。徵，北方水也。水胜火，火灭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汉代人修造房子，不仅开始注重门向，而且还注重宅主姓音五行与宅向五行的生克，这无疑是后世阳宅风水理气的发端，也可以说是“八宅派”的滥觞。

　　阴宅风水术呢，汉代虽然出现了张平子、青乌子等几位“善葬”者，但均无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理法。考张平子《冢赋》，言上下岗垅之状，峦头尚不成法，何谈理气。青乌子之书已然遗失，据唐朝欧阳询在《艺文类聚》中引用《青乌子》云：“青乌子称山望之如月形，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贵;山望之如鸡栖，葬之灭门。山有重叠，望之如鼓如楼，葬之连州二千石。”可见，这青乌子的峦头功夫已涉高深，倘若汉朝确有其人，且此段文字又确系此人手笔，那么，他就是真正的风水鼻祖了。可惜，青乌子其人“史失其名”，考证无据，故风水鼻祖的尊号便落到了晋代郭璞的头上。

　　魏晋时期，风水之风在士大夫之间渐渐兴起，仅《晋书》一书就记载了魏舒、陶侃、羊祜等几人因风水而致贵的故事。在此风吹拂之下，我国风水术迅速成长，并最终产生了两位开山立祖的风水大师：管辂与郭璞。《魏志·管辂传》记载管辂相母丘俭墓，说其“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垂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在这里他已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象”纳入到了风水地形之中，成了后人看风水不可不论的“四势”。遗憾的是，管辂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传世，所谓《管氏地理指蒙》显系后人伪作，其中几句“李淳风曰”的话就大穿其帮了，不打自招地供出了它是唐代以后的作品。

　　郭璞，博学高才，词赋为东晋之冠，曾从河东郭公受《青囊中书》。《晋书》说他“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他所著述的《葬书》(清学者姚际恒《古今伪书》论证其为后人伪作)，对龙、穴、砂、水、生气、土质、五行、方位等风水的主要内容，均有论及，是当时最为系统而完整的风水理论。因之，《葬书》便成了我国风水术正式诞生的标志，也成了我国第一部最权威的风水法典，故后世言风水者皆以郭璞为鼻祖，并将《葬书》名之为《葬经》。该书以论峦头形势为主，也涉及到了一点方位和五行，但作者明确指出：“占山之法，以势为难，而形次之，方又次之。”把峦头的形与势看得比方位更重要。实际上，我们从有关郭璞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在他那里还没有什么理气方法，因为他论断风水吉凶的主要方法还是看峦头和以易卦占卜。如《浙江通志》记载，郭璞参与选温州城址时，开始打算选城址于江北一带，但是取土称过之后，发现土轻了，遂过江，登上西北方的一座山峰(该山由此命名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于是确定该处为城址。并说：“若城绕山处，当聚富贵，但不免兵戈水大，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长保安逸，因城于山，号斗城。” 又如郭璞《迁城记》里描述福州市云：“左旗右鼓，全闽二绝，旗山在洪塘山之西，山巅欹侧，其形如旗，鼓山屹立海滨……”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均找不到任何理气内容。《晋书·郭璞列传》里则明确记载，司马睿曾先后两次请郭璞到建邺卜地，郭璞都是用易卦占卜断其吉凶的。

　　降及随唐五代，风水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涌现出了诸如萧吉、舒绰、张白、吕才、李淳风、袁天罡、卜应天、丘延翰、张燕公、浮屠泓、一行禅师、司马头陀、杨筠松、陈亚和、万伯超、何令通等一大批风水巨匠，其中以杨筠松对后世影响最大，在其长长的传承人名单上，写着曾求己、曾文辿、刘白头、胡矮仙、赖文俊、黄妙应、范越凤、廖金精、谢世南、吴景鸾、洪士良、陈抟、刘谦、刘伯温、傅伯通、厉伯韶等许多名满江湖的风水巨擘，故举世地师多半以杨筠松为宗，称其为“杨公”、“杨仙”，拿他当风水祖师爷祭拜。

　　然而，看唐代以前各家风水书，均只论峦头，不讲理气(除论阳宅外)，极少数言及方位的也仅限于简单的东南西北四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理气必须要借助一种测向工具，那就是指南针，倘若罗盘上没有一根十分纤细而灵巧的指南针，那么罗盘上的一切注记便都没有意义，理气也无从实现。

　　考指南针发展史，我国在战国时期就发明了一种叫做“司南”的指南工具，据王振铎先生考证复原的东汉司南，它是由天然磁铁制成的汤勺状大小的指南勺，其底盘已刻有四维(乾坤巽艮)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及二十八宿的内容，与当时流行的式盘地盘相类。所谓“式盘”也称“汉栻”，是六壬占卜盘。从现已出土的若干个六壬盘看，它是由上下两盘叠合而成，下盘称为地盘;上盘称为天盘，天盘可依中轴旋转。这种式盘中无指南磁针，只是以时间和方位的关系以及天地盘的关系占卜吉凶。这就是说，汉栻并不是看风水的罗盘，而是一种占卜工具，虽然它也有占卜屋宇和殡葬的作用。至于司南，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指南针，而是指南勺。由于其勺底不能固定，容易移位，转动时和底盘产生的摩擦阻力也不小，其勺柄又较粗，根本无法精确指向，故而不被人们广泛采用。以至于到了晋代，人们观测方位的主要工具一直都还是周朝的“土圭”。郭璞在其《葬书》里说“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遐迩”，不言司南与汉栻。土圭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在水平的地面上立一木杆，通过悬绳使木杆垂直于地面，然后观察太阳照射时所投下的影子，以之测时间，定方位。可想而知，用这种十分简陋万分麻烦的方法，能测准东南西北就已经很理想了，塌了天也整不出什么六十四卦七十二龙二百四十分金的。也就是说，唐代以前还没有风水理气的必备工具——指南针，所以唐代以前的风水师(包括风水祖师郭璞)只讲峦头，不讲理气。

　　一直到了北宋，我们才可以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一点有关指南针和罗盘的记载。北宋初年，在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和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里，分别介绍了指南鱼和指南针。同时，沈括还介绍了水浮法、碗唇旋定法、指甲定法、缕悬法这四种指南针装置方法，并指出：水浮法“水浮多荡摇”，碗沿或指甲旋定法“坚滑易坠”，故以“缕悬为最善”。当时，较为流行的方法是将磁针横贯灯心草使之浮在水面的水浮法，即所谓“水罗盘”，而“旱罗盘”(磁针有固定支点)的发现则已经迟至南宋以后了。

　　那么，唐代末期的国师杨筠松，在随他飘泊江湖的行囊中也有罗盘这种东西吗?考诸有关资料，他大约生活在公元834~903年之间，距北宋元年即公元960年还差近60年，按说他是无缘见到罗经的。可是，他的《撼龙经》里明明有“此是神仙绝妙法，不比寻常格地罗”之语，显见，指南针的发明时间得提前一点点到唐末时期了。当然，杨公所见到的“寻常格地罗”肯定还不是那种磁针有固定支点的旱罗盘(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见到的只能是那种人一动或风一吹就晃荡小半天的水罗盘。水罗盘虽然比土圭和司南先进了不少，但稍有一丝风吹便不能勘测方向的水罗盘，仍然是无法进行精确定向的。因此，杨公看风水极可能不用罗盘，更不会整出一套能精 确到“分金”的理气内容。我们从他的《撼龙经》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所说的“神仙绝妙法”是如何看峦头的妙法，并非是用罗经如何理气的方法。

　　说杨公只讲峦头，不讲理气，理由有三：

　　1：“晋世景纯”看风水尚在用“土圭测其方位”，用占卜断其吉凶，根本无条件创造风水理气方法。因此，即使《葬书》为郭璞所写，他也不可能传下诸如《青囊奥语》、《天玉经》里那套复杂的理气方法。从而，《青囊奥语》说“晋世景纯传此术”的话，就是不可采信的。更何况它里面还有“颠颠倒，二十四山有珠宝;顺逆行，二十四山有火坑”之语，这明明是元朝炼丹家陈致虚的原话，又怎么会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唐代杨公的书中呢?可见这几本理气书都是后人伪托杨公之名而作，并非杨公作品。

　　杨公有没有条件自己创造一套理气方法呢?没有。因为他也没有精确的定向工具。我们之所以从杨公的《撼龙经》、《疑龙经》中找不到诸如“穿山七十二龙”、“三百六十五度分金”、“六十四卦”等一类的理气内容，以及“唯有挨星最为贵，泄露天机秘”这种谜语式的理气话语，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杨公不讲理气。有人会问：那杨公看风水怎么定向呢?答案是：用目测加拐杖!他传下的《葬法十二杖》就是有力的证据，里面没有一星半点的理气内容，且跟《青囊奥语》、《天玉经》所讲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其高徒刘江东的《天宝经葬法》(即《刘公葬法》)里看出来：“倒杖之法要看脉从何来，气从何合。大凡正出正结，总有大小八字分三路，谓之三龙，要看中间一股脉落脉上，细认滴断处……要取第三分球檐滴断处，正立一标准，下取和一合水坐处，正立一标准，却将一线立于两准头上，便是浅深定向之法。外将一杖从两边腮水度量深浅，相去五尺则穴深五尺，若是七尺则穴深七尺，若得一丈亦然如是。穴若仰者，将一杖从小名堂正立一标准，以一线系球檐标准之上，却将前标准线与上面球檐上线一同牵过为定……倒杖放棺，正枕球檐，不关不脱，若是偏归左边，定是左边黑烂，若是偏归右边，定是右边白壮，若是得名师指示前亲后倚之诀，为人十葬，万无一失。”此文十分详尽地介绍了杨公(文中多处引用“师云如何如何”)亲传的倒杖葬法，估计不下五千言，但就是没有只言片语提及罗经二字以及什么火龙金龙或三般卦之类，其整个葬法所依赖的工具只有目测加拐杖。刘公还说靠这种方法即能“为人十葬，万无一失”。试想，既然用目测加拐杖就能做到“为人十葬，万无一失”，那杨公还需要诸如《天玉经》那样复杂的理气方法吗?如果杨公有那么一套理气方法，我们为什么在刘公葬法中找不到一丝半点《青囊奥语》和《天玉经》的内容呢?至少也会有“若要万无一失，另有挨星秘诀，须待师传亲授”这种钓鱼广告吧?

　　无独有偶，杨公另一名高徒胡矮仙在其《至宝经》里也仔仔细细地阐述了师传的倒杖葬法，与刘江东所说非常契合，也没有任何理气内容。他在“明倒杖立向”一章里云：“脉来尽处已成穴，倒杖明堂前后别。后头标准在中央，前面看水何处合。若处便是立标竿，挂定线兮为正脉。断然不用使罗经，天地生成一定法。”他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断然不用使罗经，天地生成一定法”，说穴由天成，根本用不着拿罗盘定向。

　　此外，在曾文辿、刘江东传出的《地理真实一粒粟》、《杨曾三十六问答诗》等作品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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