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的逸闻轶事

　　当《凡人家事》这篇文稿写到将近尾声时，我忽然发现文中缺少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有关父亲的往事都很少出现。 是父亲长期在外工作，很少回家，与我们接触比较少?是父亲不善言谈，与我们交流不够多?是因为母亲的治家、教子能力够强让父亲放心了? 我看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应该都有。正是这些因素，才致使许多本该父亲做的事，母亲代替做了。许多本该父亲说的话，母亲代替说了。许多本该父亲教的知识，母亲代替教了。许多本该父亲解决的问题，母亲代替解决了。正是有了如此之多的母亲代替，才是真正造成文中很少出现父亲往事的主要根源。 尽管如此，父亲仅凭着他勤劳善良，正直、忠厚、主持正义、爱憎分明等一系列朴实的美德，就足以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逸闻轶事： 一、分房分地，我要最赖的 共产党在解放区领导的第一次群众运动，就是波及到全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当然，先于建国时间而提前解放的邯郸地区也不例外。大概在1946年邯郸解放后，紧接着就由上级派来的党代表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建立起民兵组织，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财产、土地，为土地改革做准备。 就在这个时期，由于新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国家有关土地改革的政策还没有正式出台。所以，各别地方就出现了一些土政策和人为的极“左”行为。据说有些地方出现批斗地主的过激行动，出现一棍子把人打死的现象;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公报私仇，借机整人的案例。另外也有一些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流氓无产者投机钻营进入农会组织的;更有少数毫无政治觉悟，又无道德修养，专为攫取土地、房产而来“积极”批斗地主的。 正是这些持有不同目的的人参与，才使土改开始前就出现了种种问题。特别是在听说不久就要土改了，也就是要斗地主，平分地主财产了。这些人更是不失时机地大动手脚。他们有的托人把自己家的土地赶紧转卖出去。有的把自己家的骡马临时寄养到远处的亲戚家。有的把养的猪羊提前宰杀，卖掉、吃光。有的本来就不富裕，干脆把家里的一些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一并变卖掉，吃干喝净。等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难怪，在当时编演的文明戏中就专门写了一段反映这些现象的台词：“杀了猪，宰了羊，单等大平分”。这充分说明这种现象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了。 正是有了这些人，正是由于他们采用了如此之多的不法手段，才使他们真的达到了多分，多占，住好房，要好地的利已目的。才使本来利民的好政策出现了偏差。这些可能就是，“上边的经是好的，都让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这一说法的起因吧。也正是由于这些投机之人，这些乱象，这些虎视眈眈的分争场景，才使父亲自觉言退，说出了，“分房，分地我要最赖的”这句话。这可不是一句气话，这是一位朴实父亲的心里话。因为，没有共产党、毛主席，谁会白白给你房和地呀。房、地再赖也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 二、局长“送礼”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概在1956年左右)每到逢年过节，在我们这个平凡人家的门前便会出现一幕吸引人眼球的送礼场景： 只见，一辆吉普车沿着城内那条路面不足三米的狭窄街道，自南向北缓缓驶来。当来到我们家门前之后，汽车便停了下来。接着，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魁梧，身穿一套退了色的旧军装。虽然已经摘去了军衔，单从其不凡的举止上看，也可看出是个不小的官。这就是父亲单位新调来的局长。后面跟着下来两位年轻人，一个手提着大概有五六斤重的猪肉，一个抱着几个食品礼盒，手里还拿着一个大红包。这可能就是人事科长和通讯员吧。 尽管这个送礼队伍并不宏大，“仪式”也并非隆重。但在这一平民聚居的街区足可以达到吸引不少人的好奇心和关注度了。 自从汽车停在门前的那一刻起，以我为首小孩子队伍便第一时间包围了汽车，我们有的靠前好奇地摸摸车灯，有的把着车窗往里张望，有的还主动帮人关上车门......总之都在想找个正当的理由尽量近距离的靠近，围观这个大官才能坐的汽车，以达到各自的猎奇目的。当然，因为“大官”是来我们家的，我要比其他孩子们更多了一种感觉，那就是“自豪感”。 在这个寂静的街巷听到汽车声，左邻右舍定会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抱着不解的眼神，审视着这一非凡的“送礼”场景。 不少路人也都被这一场景吸引的驻足观望。其中不少人还投以羡慕的目光。 每当这时，父母总会备好水果、茶水，像过年迎客一样热情地接待客人，并千恩万谢地感谢领导的关心照顾。 每次听到父母感谢的话，局长总会说，“老同志一年三百六十天为党的事业工作，为我们全局职工服务，我们抽出一天时间来看望一下，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要说感谢，还是应该首先感谢你们。” 正是有了领导的这些暖心的话，正是有了党群之间的这一鱼水之情，每次这样的“送礼”活动，都不仅送来的是一些生活用品，更重要的是送来了领导的关心，党的温暖。送来的是精神上的鼓舞，送来的是父母及全家人所感到的无限荣耀。 有了这样的“送礼”，不知又鼓起了父亲多大的干劲。有了这样的“送礼”，不知又要调动起这一知恩不忘报的父亲多少年的积极性。 这些可能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人民打天下，共产党为何能够代表人民坐天下的原因吧。 三、“糠”窝头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毛主席语录，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然，这句语录如果放在文革群众运动中肯定也是皆准的真理。 就拿批判“走资派”来说吧。本来昨天还是一位很好的单位领导，文革运动一开始，便被统统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尽管出于形势所迫，不得不给昔日的领导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但是，由于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处境各异，因此对“走资派”的“爱”、“恨”态度也不一样。有的是之前因作风问题，被领导处分过。有的是因为在反右时，说过一些右倾言论被批判过。有的是因为多年没有被提拔重用。有的该涨薪时，领导没有批准等等。这些人当然就会对“走资派”恨之入骨。因此，打起了造反派的大旗，狠造“走资派”的反。他们白天一连几个小时地对“走资派”以燕飞的姿势批斗，强制劳动改造，还不让吃饱饭。夜晚，不让睡觉，让其没完没了地写检查，“熬鹰”。他们的造反目的其实就是公报私仇，以整死“走资派”而后快，根本不考虑给党带来多大的损失，给人民会造成多坏的影响。 而对于没有私人恩怨的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对“走资派”的态度肯定是不同的，他们的批判是以思想教育为主，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帮助保护所谓的“走资派”。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大都是好人，是党的好干部，应该爱护，保护他们。父亲的“糠”窝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就是这位前几年还经常到一个普通炊事员家“送礼”的局长，一夜之间便成了“走资派”。在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折磨下，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作为一个炊事员，惟一的帮助方法，只能在饮食上做文章。为了增加“走资派”的营养，父亲在每天晚上送饭时，特意加上了两个“糠”窝头。这个“糠”窝头实际上就是用栗子面捏的窝窝头，在外层上滚上一层粗糠，这样既保证了营养，又让造反派发现不了内情。正是父亲的这一发明，才使这位“走资派”在最困难的时期逃过了一劫。对于这件事，我们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述过，也可能是父亲早已忘记了。而对于这位在特殊时期，受人于特殊之恩的老局长来说，他可能是终身也难以忘记的事。 我之所以知道这一件事，就是在多年之后，我去给已退休在家的老局长拜年时，他亲口给我讲述的。四、“伙三天” 一个家庭是不是知谐，一个家庭的成员是不是有修养，这些区别虽然在平常的生活中显现得还不算太明显，但是一旦赶上特殊时期，这些差距便会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由于派系斗争，观点不同，不少家庭的家庭成员相聚一般都会变成辩论会。本来相亲相近的一家人，都硬是让不同的派别，不同观点分割成水火不容的对立的两派。有的夫妻因不同观点闹起了分火、分居或离婚。有的父子、父女、兄弟、姐妹因不同派别反目成仇，相互不说话。有的甚至还大打出手。 而我们家则不同。文革开始时，正是我们家十多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时期，白天各自去自己的组织闹革命，晚上，吃过晚饭后大家就会坐在院里边乘凉，边聊天。聊的内容当然是各自单位的文革运动的进展情况了。至于观点，全家这么多人，又在各自不同的单位，肯定会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观点了。但是在我们家，对于不同的观点从来都不会带到家里来，更不会因此发生辩论，伤了和气。在家的谈话内容最多也就以风趣、幽默的形式相互通报一下各自单位的情况。“伙三天”这一故事，就是我这位爱说爱笑的二姐，在几年之后，(我从部队回来之后)给我讲述的，发生在与她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父亲身上的真实故事。也就是当时聊天中的谈笑内容。特别是经过二姐精心策划的这一充满玄念的标题“伙三天”，便可牢牢抓住你的好奇心。同时，这一风趣的标题也充分显露出二姐身上的幽默细胞。 事情发生在六七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父亲收拾好厨房卫生，封好炉火，便回宿舍洗漱，准备休息。就在父亲刚躺在床上不久，就听到在他宿舍前排的“牛棚”里，(对关押“走资派”房子的特殊称谓。)传出乒乒乓乓的棍棒打击声。接着就听到有人在凄惨地呼叫。父亲一听，便知道又有人在打老局长了。他很快地穿上衣服，跑到火房拿了一根两米多长的捅火钩，便顺着声音跑了过去。一进门就看到贺某某正拿着木棍打局长。父亲的突然出现，使贺某某又一次举起的木棍没敢落下来。父亲义正言辞地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谁给你们的打人权?贺某某看着眼前这个“保皇派”要和他拼命的架式，只好拖着棍灰溜溜地走了。贺某某走后，父亲才听局长说，是因为他们“熬鹰”让局长写检查，局长实在困得太狠，刚刚趴在桌子上打了个盹，便招来这顿打。 第二天，父亲越想越不是个滋味。我们一天三顿给你们做着现成饭，让你们吃饱了喝足了什么正事也不干，还有劲儿去打人。想到这儿，父亲心生一计，顺手摘下墙上挂着的，专为写通知用的小黑板，从抽屉找出一根粉笔，跑到财务科让王会计给写个“停”字。王会计问写个“停”字干什么?父亲说，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叫你写，你就写好了。王会计无奈，也只好按父亲指定的位置写了一个大大的“停”字。父亲提着写好了停字的黑板回到饭厅，在“停”字的后面他又补写了他会写的三个字“伙三天”。自从父亲挂出这块小黑板开始，父亲还真的给他们来了个停伙三天。也正是从此之后，这里的“走资派”再也没有受过挨打的“待遇”。 每当二姐给我们讲起她刻意编撰的，最使她感到得意惬心的“伙三天”的故事时，父亲那平时比较严肃的脸上，总会流露出自豪、胜利的笑容。五、天塌了 “天塌了”。不知遇到多大的天灾，才能让人用上如此严峻的词语。也不知道有哪种惨痛的人祸才可让人用上这一沉重的话语来形容。更难以理解是哪位伟大的人物会让广大百姓发自内心地称之为“天”。像如此重量级的形容词，像如此敬重的称谓，恐怕多少个朝代也很少在真实生活中遇到过。而我们这一代真切地赶上了，而且是父亲亲自跟我说出了这句话。 那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两点左右，正在报社编辑部值夜班的我，突然收到新华社电讯通知，说将有重大消息发表，现在等稿。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等稿后，终于在下午四点，接收到新华社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的噩耗。这一晴天霹雳把在场的所有人全给惊呆了。出于职业的本能，我没有忘记以最快的速度接收稿件，组织版面，交由车间排印。把对毛主席的忠与爱全部倾注于报纸出版的工作中。当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完成后，我才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回家。 大概在10日上午九点左右，当我走进父亲屋子时，没等我开口，父亲就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我说，“天塌了”。 说了这句话，父亲就强忍着在眼边打转的泪水，再没有说出下一句话。看来，父亲已经早就知道了毛主席逝世的这一噩耗。因为，弟弟给他安装在床头的有线小喇叭，肯定昨日四点就播出了。 看着父亲布满血丝的双眼，便可感到父亲在这十多个小时里经受了多么大的悲痛折磨。看着父亲发呆的表情，便可推测出父亲在这十多个小时里不知经受了多么大的绝望压力。听了父亲发自肺腑的“天塌了”这句话，便可体会到父亲对毛主席的感情有多么深。 在那个年代，像父亲一样对毛主席逝世如此悲痛，如此绝望，如此深情的人大有人在。这对于当今的年轻人来讲，他们绝对不可理解，也绝对不会理解。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的旧社会时代，也没有经历过打碎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时代，更没有体会过真正的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时代。 是呀，在封建的旧社会，一个连在自己家都只有干活权，没有说话份的人;一个尽管有个较为富足的家却还是被逼得连一双筷子也没拿到就净身出户的人; 一个被封建家庭硬是给“定”成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贫农”的人。在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砸碎旧社会，建立新中国以后，却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 是毛主席白白分给他的房，是毛主席白白送给他的地。是毛主席让他有了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是毛主席把他从一个“只有干活权，没有说话份的卑微地位，一下提升到年年被评为模范，月月受到奖励，单位领导还不断到家慰问的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是毛主席给他抹去了藏在内心多年的自馁心和自卑感。是毛主席提高了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难怪在毛主席新中国，人民会发自内心地唱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来。此歌对照父亲的经历，不使人感到比喻得恰如其分，不正是唱到像父亲这些人的心坎上了吗? 鉴于如此之多的动人事例，目睹桩桩件件的感人事实，再设身处地地体会一下父亲的感受，就会真实地领悟到父亲之所以把毛主席逝世比喻成“天塌了”的深刻含义了。正是父亲感到“天塌了”，正是父亲感到万念俱灰对生活彻底失去信心了，正是父亲极度悲痛，又处于绝望的心结，非常需要有人进行一下心理开导之时，却没有等来这样一个人。因为我们姐弟几个都要在各自单位忙碌着，搭建灵棚，扎制花圈等一系列祭奠毛主席的准备工作。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使我们没有及时陪伴父亲聊天，失去了打开父亲心结的机会，才使父亲产生了“天”真的要塌了的绝望感 。才使父亲第二天下午就得了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第三天也就是9月12日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也正是父亲这样地离开了我们，才使我们终生地感到遗憾。父亲的去世和毛主席逝世仅隔两天。 这就是一个人民领袖在一个普通百姓心中的地位。 这就是一个普通百姓对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民领袖的深切感情。 这就是一个在任何时期，任何人都无法颠覆的领袖和百姓的深情与厚谊。六、“天机”也要泄露 “天机”之事，也是发生在1976年9月10日，也就是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在我下班回家到父亲房间听父亲说“天塌了”之后不久，一位表哥便来找我父亲聊天。进门后见我也在场，便吱吱唔唔地说了些无关紧要的闲话。见此状况，我猜可能表哥有什么不想让我听到的话要给父亲说，便找个借口主动离开父亲屋。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表哥走了，我又重新回到父亲屋。我问父亲，“表哥给您说什么了?”父亲毫不犹豫地对我说，“你表哥说他很久以前曾看过一本“天书”。(我也从来没见过什么是天书，推背图倒是听说过。)其中有一首藏头诗，内容是，“八八九九，天下共祭”。他说多年来始终也没有破解其中的含义。直到今天他才豁然明白：“八八九九”是指两个日期的罕有重合。“八八”就是指1976年正好是阴历闰八月，毛主席逝世正好是闰八月的后八月，也正是第二个八月。“九九”是指1976年的阳历9月9日。恰恰在“八八九九”这一天毛主席逝世，又正赶在文化革命运动对毛主席的崇拜达到了顶峰。因此也就出现了多少个朝代也难于遇到的震撼世界的，罕见的“天下共祭”的场面。当时小到生产队、居委会、企事业单位，大到军队、学校、国家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无不降半旗，设灵棚，轮班守灵。就连联合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为毛主席逝世降了半旗。真可谓名符其实的“天下共祭”。 至于这首藏头诗是真有还是假有?“天书”究竟是什么书?我暂时无法去考证，也不想去考证。但仅父亲能全盘托出与表哥的谈话内容，将这一“天机”毫无保留地“泄露”给我，便足可证实什么叫父子情深，那就是“天机”也要泄露。 这一“天机”之所以能够牢牢记在我心中， 不仅是因为其内容让我感到有些神奇，更重要的是父亲给我说这段话的时间，太值得成为我一生的记忆了。因为，父亲把这一“天机”泄露给我的时间，正是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十几个小时.“天机”也就成了父亲留给我的最终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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