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爷爷奶奶之——爷爷的斗争

　　爷爷决定与“坏人”作斗争是从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的。爷爷开始频繁往返于家乡与合肥之间，主要是了解情况，收集材料，以作准备。用爷爷的话说，是：调查研究。这时我初中即将毕业，学习成绩也不错，但由于家庭人口多，经济负担较重，(三年困难时期家里都是“寅吃卯粮”，父母亲每月发了工资先要还帐，然后再开始借)我就想去参军，以便减轻家里负担。这次来征兵的是通信兵，属技术部队，驻地在江西上饶。报名后，政审体检都合格了，接新兵的解放军到家进行家访，没想到遭到爸爸的反对。(可能爸爸还对在海军政治干校受到的不平对待耿耿于怀)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想应征入伍，接兵的说：那就先参加中考，等考过了再说。于是我参加了中考，记得每门课我都是提前交卷的，因为想当兵而对上不上高中抱无所谓的轻松态度。暑假期间我随奶奶去了北京。那时好象是二力出生;住在大翔风胡同，南边是北海，东边是前海，北边是后海，鼓楼在东北方向。初次到京，叔叔还专门带我参观了故宫，其他时间我骑着自行车，几乎玩遍了北京城的风景名胜。因牵挂着当兵的事，半月后回到合肥，等入伍通知书，但等来的却是高中录取通知书。原来那时的政策是：没考上高中发入伍通知，高中录取了入伍通知就不发了;这样我就与当兵失之交臂。

　　爷爷调查了解情况开始是小范围的，零星的;因为不识字，就用脑子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还能回忆出个大概，其他人口述的则容易出错;即便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深查细究起来也需要许多旁证或者物证。这就使得爷爷的调查了解进行得异常艰苦。一件事情往往要往返进行多次，自己又没有经济来源，这就加重了家里的经济负担。但爷爷认准了的事，那是一定要干的。爷爷有着很高的悟性和敏感性。当时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修防修”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而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就成为爷爷宣传、落实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前哨阵地。

　　首先是爷爷对奶奶的说服教育。奶奶一生勤俭持家，凭自己的双手创造和积累财富。而爷爷性格豪爽，属于消耗型、散财型的人。两人性格和习惯上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冲突。爷爷有个小名叫“呛”的姨表弟，家里赤贫，打了一辈子光棍，每次来走亲戚，家里都会送给他不少东西，奶奶也愿意帮助别人，对此从来就没说过什么。爷爷还有个同胞妹妹，嫁到山东曹县梁堤头，也是贫苦农家。她认为爷爷在外闯世面，嫂子的娘家哥又干着事，家里有，一来这里就这也拿那也要;有时拿走了也不吱声，这边扒天挠地的到处找不着，后来走亲戚时却在她家被发现，这让奶奶很不满。爷爷就做奶奶的思想工作：“东西算啥?!咱是干革命嘞，只要有人在比啥都强!”。及至当奶奶埋怨爷爷为所谓的“掘坏人”花钱太多时，爷爷还是用：“咱是干革命嘞!要恁些钱弄啥?够吃够喝就中啦!地主老财才要钱要东西嘞!”来开导奶奶。爷爷自己不要东西，自己习惯了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还对家里其他人稍微改善生活的努力也持批评态度。

　　爷爷走南闯北，大部分是坐火车。他坐车有个特点，就是一律坐几乎站站停的区间慢车——还是硬座——因为票价便宜，哪怕中途需转几次车也在所不惜。爷爷不管坐多远的火车，从来不在外面吃饭，都是自带干粮，就点水喝就完事。后来知道还有一种可以躺着睡觉的卧铺，而且叔叔出差时还乘坐过，于是从反修防修的高度，非要叫我代笔给叔叔写信，意思是：“咱是革命嘞，又是呢大衣又是大衣橱，置那些东西干啥?恁爹我都还没有坐过卧铺嘞，你坐个车还要坐软卧?”如此等等。让我给叔叔写这样的信，尽管是用爷爷的口气，也使我很为难，我就找借口拖，后来写成没有我也记不得了。

　　1963年底，爷爷开始让我给他写材料。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写，好在都是爷爷说我来写，爷爷怎么说我就怎么写。因为要写的内容时间很长了，爷爷回忆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是时断时续，拖了很长时间。我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就对爷爷说：材料写了不少，但重点不突出，有的地方重复，有的前后有矛盾。是不是把这些材料整理一下，串成两条主线，一个是从你遭受不公正待遇着手，进而要求挖出坏人，这就应该作为申诉材料来写;另一个是作为检举揭发材料来写;这样就突出了主题，也便于组织材料和行文，爷爷表示同意。爷爷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调查了解，把目标锁定了两个人：“袁治洪”和“张林枫”。说起“袁”，爷爷说是地主出身，有一定文化程度，早年不务正业，欺男霸女，其现在的老婆曹云青是他在别人的婚礼上看见长得漂亮而硬霸来的，这人经常与周围的地主土匪武装勾勾搭搭，表面上抗日，实际上为土匪争地盘，为捞政治资本，蒙蔽了舅爷而混入党内。而“张”则是当年组织关押爷爷的人，还有个赵金敬是具体负责实施的(后病死)。“张”的主要问题是作风霸道，蛮不讲理，排斥异己。后来爷爷搞清了这两人的去向：一个在国务院某部，一个在某部委，都成了高级干部。“袁”的入党介绍人是舅爷，爷爷专程到郑州跟舅爷说要掘坏人的事，说“袁”混的比舅爷的级别都高，舅爷说那是人家的本事，至于“袁”的其他事，有的舅爷知道，有的舅爷不相信，对爷爷说：任何事情都得有证据!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咋还耿耿于怀?两人不欢而散。爷爷在舅爷那里碰了钉子，却不改初衷，决定继续斗争下去。

　　1966年我高中即将毕业，已经分科准备迎接高考，“5.16通知”发布，6月人民日报发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社论，至此，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开始“破四旧”，“造反有理”，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爷爷以前的检举材料都是寄往某某信箱(那时为了保密北京各单位一般用某某信箱做代号)这时爷爷决定以自己的真实姓名，直接向毛主席写信，检举揭发“袁治洪”和“张林枫”，说这两人是“摇身一变”混入党内的“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等。过了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回音，就继续让我写。后来江青作为“文化革命旗手”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于是爷爷又叫给江青写信，内容与前面完全一样。但是寄出的信都如石沉大海。

　　我渐渐地对爷爷的斗争失去了耐心和信心。8月18日，毛主席接见首都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开始了。我也与其他同学一起来到北京等待毛主席接见。9月15日我终于见到了毛主席。当时我和同去的同学们住在水电部招待所。一天招待所的喇叭播出寻人启事：合肥市第四中学的李明显同学，听到广播后，请到值班室，有人找。我听后十分纳闷：谁能到这来找我?到了值班室却看见了爷爷!他老人家竟然也来到了北京!而且竟然通过红卫兵接待站找到了我!要知道，那是要跑多少接待站、打听多少人才有可能实现的啊!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爷爷的执着和固执劲有多大，只要他认定的事，九十头牛也拉不回的。

　　爷爷把我带到在解放军某总部三部工作的叔叔那里。叔叔忙于工作，既不了解爷爷说的情况，也没有参合爷爷的事;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爷爷却找上了他。爷爷给毛主席和江青写了多封实名举报信，都没有回音，就逼着叔叔向上反映情况，记得叔叔还带着我和爷爷去过某部，不久国务院某部一位司长带了两人来到解放军某总部三部，找到了爷爷，并把爷爷请到办公室谈了半天。这一次爷爷向“袁”所在机关单位七机部检举揭发其问题，并且得到了回应。对“张”的揭发也有了回应：“张”所在的水利部黄河委员会已在郑州派了三个人等着爷爷，一起去县里调查核实情况。爷爷带着我来到郑州，与黄委会的三位同志一起来到了县城，找到了当年遭到“张”打击迫害的一位外号叫“地鸯子”(河南方言“地鸯子”是一种跑的特别快的动物，当年和爷爷一起抵抗日本侵略，由于他跑的快又善于隐蔽，所以得此外号)的核实情况，此时这人已任县政府副县长。一路上，当这三位同志听说爷爷为“掘坏人”自己掏钱买的车票就能装大半袋军用挎包时，提出可以给爷爷报销一些，却被爷爷拒绝了。送走了某部委的三位同志后，我想继续进行“革命大串联”，实在不愿意再跟着爷爷到处转了。当爷爷带着我在柳河镇下车准备回老家时，我以上厕所为名，乘爷爷不注意，赶紧溜了出来，然后顺着铁路向西跑去。走到一个叫“三丈寺”的小站一看，过十分钟有一趟慢车，在三丈寺停两分钟;等车到了我上了火车就钻进了厕所，我怕爷爷会上车追来。到了兰考车站我下了火车，找到红卫兵接待站，安排好吃住就休息了。第二天去参观了焦裕禄墓地，然后登上了东去的火车。路过柳河镇车站时我又躲进了厕所，等危险过去，我才放心大胆的开始了革命串联行动。记得好象是到南京、上海转了一圈再回合肥的。过了一段时间，爷爷也从老家回到合肥。爷爷一见我就说：“这孩子!不打招呼就跑啦!不知道家里结记(挂念的意思)你?”我回答：给你说你也不同意，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大串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嘞!再说我们红卫兵到哪里都有接待站，吃睡住行都没有问题，怕啥嘞!爷爷也就不再追究了。

　　1967年1月26日安徽造反派开始夺权并围绕对“1.26夺权”的态度分化为G、P严重对立的两派，且斗争日趋激烈，还发生一些小规模武斗;我当时住在学校，家里怕我出意外，爷爷硬把我带回家里，正好让我给他写材料。七月中、下旬的一天傍晚，我听到有人在叫我，原来是我的同学，他们听说有人抢了军分区和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大规模的武斗就要开始了，打算离开合肥先去北京。我在家正为写材料的事烦恼，也没给家里打招呼就随着他们一起上路了。当晚走了大半夜，到了下塘集，在一个同学亲戚家吃了点东西，天亮后上了去蚌埠的火车。在蚌埠，大家意见产生分歧，我就与几个同学继续北上;到了北京，又展转串联到广州，在外面转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合肥。到家后奶奶对我说：恁爷去县里了，听说张玉振被打死了。(张玉振时任民权县公安局长，曾给当过舅爷警卫员，与爷爷是老战友)爷爷回来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张玉振是在当地造反派进行的一场“砸烂公检法”的批斗大会上，被别有用心的人下黑手弄死的，当时情况比较混乱，没法确定是谁下的黑手。这更坚定了爷爷掘坏人的决心。因为爷爷了解到，与“袁治洪”过从甚密且还沾点亲戚关系、曾广泛活动于豫东及鲁西南地区的大土匪头子张盛泰，虽然在解放战争中被我打垮歼灭，但他本人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爷爷怀疑与“袁”有关。我按爷爷的要求写好材料并寄出。爷爷久等不见回音就又叫我继续写，我边写边对爷爷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再说要破获案件抓住坏人，总得有证据。

　　爷爷自上次面见某部司长及某部委三位同志以后，得知袁治洪时任七机部工艺处长;张林枫时任黄委会水文处长;都是处级干部，此外就再也没有得到其他新消息，于是又要我按照他的要求再写材料。那时，社会上满是形式主义和左倾现象，在正式场合说话之前都要加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或者“最高指示”然后再说正题;无论是大字报、小字报、甚至文件上都要首先写上毛主席语录或者最高指示，然后才是正文。在给爷爷写的材料中自然少不了这些形式主义。或许是爷爷要显示决心或革命的彻底性，爷爷不但要求写上最高指示，还要写上“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如此等等。这样，光写这些就得占用小半张稿纸。我心里对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感到特别腻歪。但爷爷认准了的事，那是非干不可的。这样我就和爷爷产生了分歧，并逐渐发展，终于爆发了一场冲突。

　　爷爷是独子，家里虽穷却是在溺爱中长大，养成了任性、倔犟、固执、暴躁的脾气。他向来是说一不二的，不要说爸爸、叔叔，就是几个堂叔，也没有哪个不怕他。奶奶说爸爸小时候做错了事，爷爷一声：“跪下!”爸爸就得乖乖地跪下;再喝一声：“拿笤帚来!”爸爸就把笤帚递给爷爷然后又跪下准备挨打。叔叔年龄小，看在眼里，怕在心里，凡事小心谨慎，倒是很少挨打。就说在北京时，爷爷让叔叔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对着叔叔大发雷霆，叔叔也只是小声央求爷爷：爹，咱小点声，让人听见影响不好!爷爷对叔叔不满意时就大喝一声：“五银(叔叔在几个堂兄弟中排老五)，过来!”以至叔叔遇到爷爷大声吆喝就浑身发抖。后来连叔叔家的二力也会用爷爷说的河南方言来形容叔叔：“浑身盒撒”。( 盒撒即发抖的意思)

　　给爷爷写材料有好几年了，内容翻来覆去写了多少遍，该说的都说了，该反映的单位、组织和个人都接受了反映，收到了揭发材料，我感到没啥再写的了。我先前给爷爷写材料一是感到好奇，二是还有点正义感——与坏人进行斗争;而现在则是感到一种被迫和无奈——爷爷让怎么写就怎么写吧;但是没想到终于还是没有忍住。

　　那天，我按爷爷的要求把修改过的文稿念给他听，这已经是第三遍了;爷爷突然打断我说：“我咋听着不入耳嘞?”我说：这不就是按你的要求才新改的嘛!爷爷说：“那你再改过来!”我忍不住说：颠过来倒过去，你的东西真难写!爷爷看我有些不耐烦，就发作起来：“你想咋咋?!”这时候如果我忍住不再说话，爷爷发过脾气也就算了，偏偏那天没有忍住，回了一句：我不想咋咋!爷爷一听我竟敢回嘴，火气更大了：“那你写不写?”想到无论怎样都难达到爷爷的要求，我一冲动，站起身来大声说道：不写了!爷爷一楞，仿佛没有听清，又仿佛不相信是我说的，又问了一句“你说啥?”我又说道：不写了!爷爷楞在那里，仿佛不认识我是谁，因为我们李门无论比爷爷年长的或是年轻的，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过话，过了一会他才回过神来，只听他“嗷唠”一声大叫，象头发怒的雄狮，猛然一头向我撞来，我卒不及防，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醒后，奶奶抱着我，一边擦我嘴角的血丝一边埋怨爷爷和我：“这是咋咋啦?……恁这是要恁孙儿的命嘞?!……叫你咋写就咋写呗，你跟他犟啥?!……”爷爷这时也乱了方寸，一边团团转，一边喃喃自语：“这...你看看... 吔......!”

　　说实话，爷爷厉害是厉害，自我长这么大还从没动过我一个手指头。(当然，瞪着眼吆喝训斥还是有的)爷爷与奶奶一样，对我这个自幼就失去亲娘的孙子也是倍加疼爱的。爷爷十分后悔，也就没有再逼着我写材料。但仍然放不下掘坏人的事，过了一段时间，就只身去了郑州和北京。

　　转眼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都搞了快两年了，还没有结束的迹象，考大学更是遥遥无期，老这么无所事事也不是个事。这时开始了文革以来的首次征兵，我报了名;体检政审都合格后，带兵的解放军又到家里进行家访，这次爸爸没有反对，我很快就接到了人武部的应征通知。这时我觉得上次与爷爷发生冲突后，还没有与爷爷进行很好的交流，就给爷爷写了一封信。一是因为爷爷当时不在家，我又要去参军;二是当面很难跟爷爷说，不同意见他是听不进去的。我的本意是劝爷爷不要再固执己见，要相信组织，不要再意气用事等;同时还说了我个人的看法：爷爷与坏人作斗争是值得肯定的，并且还写上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可见爷爷是勇于担当的;但这些人的错误或者说犯罪事实以及怎么处理要由组织上审查确定而不是爷爷说了算。爷爷检举揭发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结果，如果还这么折腾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解放以后到现在，干部审查都搞了多少次了，即使爷爷提供的材料有事实根据，或是组织上已经审查处理过了也未可知。比如袁治洪现在的曹姓老婆，既然她现在还跟他一起住在北京，并且生儿育女，还说袁硬抢曹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他窝藏枪支，文革中确实在农村起出过埋藏的枪支，但没有确切证据就是他干的。至于张林枫说到底还是工作态度和方法问题，再严重一点，是思想意识问题，那也只是个教育问题。袁治洪和张林枫都只不过是处级干部，把他们比喻成中国的赫鲁晓夫，直接给毛主席和江青写揭发信，就有小题大作，贻笑大方之嫌了。信写好后我托妈妈转给爷爷，然后就报到集合去了部队。

　　到了部队我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巧的事!这次到合肥征兵的海、陆、空三个军种都有，我是陆军，巧的竟然还是我63年差点没走成的那支驻江西上饶的部队。而且还有更巧的事：63年在合肥一中上初中的两位同班同桌同学，一个当年入伍当兵，另一个时隔五年来到同一个部队，并且被分配到同一个连队、同一架电台;不过一个是新兵，而另一个已经是电台台长了。我在部队服役的情况暂且不说，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托妈妈带给爷爷的信会在家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后来爷爷在北京和郑州都没有得到新的消息，悻悻然回到合肥。到家一看，给他写材料的孙子当兵走了，妈妈给他念的信又是他最不愿听的，并且又与他为之执迷的唯一一件大事意见相佐;爷爷终于崩溃了——得了狂躁型精神分裂症——认为一切都是妈妈教唆指使的——见了妈妈就要拼命，妈妈吓得到处躲，最后不得不将爷爷送进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经过几个疗程的治疗，爷爷有所好转，出院后继续治疗。为不使爷爷再受刺激，请了爸爸老战友的爱人——莫医生照顾爷爷，妈妈就没再出面。经过莫医生一段时间的细心照料，爷爷终于康复了。说来也怪，爷爷从此再也不提“掘坏人”的事了。家里为了不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能在部队安心服役，就没有告诉我，我是退伍回来后才知道的。我后来跟爷爷说：“我写信确实不是受妈妈教唆指使，是我自己写的”。爷爷却连声说：“不说啦!不说啦!”

　　爷爷的斗争并非全无结果。与掘坏人同时进行的还有另一件事，为了不仿碍叙述，以前一直没有提过。这件事是在爷爷的直接参与下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一位被敌人打死的地下党员平反和恢复名誉。这位烈士叫杨义樵，家住吴屯街上，与爷爷熟识且关系很好，爷爷对他的评价是：肚里“有沫”!(河南方言：“有沫”就是有主见、有本事、有才能)当时杨义樵打入敌伪军，在敌营房里管帐。一天杨被人约去某地说有事，至此就再没有回来，已被人打死于野地里。瞥下老婆和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孩才刚满月。由于原因没有查明，一家四口背上了包袱，生活困难。直到十几年后爷爷开始掘坏人，才出面将杨义樵的夫人、长子杨成林和小女儿杨成荣的户口从吴屯迁到了我们那里落了户。(杨成林原来教书，后被打成右派，回乡管制劳动，杨义樵的小儿子这时已去濮阳县)爷爷能将杨家三口户口迁来确实不是件容易事，要动用很多关系。爷爷的做法也引起了老家我几个堂弟的反对，理由是我们家的户口都迁走了，应该由李门的亲戚来看门护院，怎么能让外来户到这来呢?爷爷一顿训斥：你们懂啥!给压了下去。但这孤儿寡母的到来引起的一些闲言碎语还是传到奶奶的耳朵里。爷爷知道后，对奶奶说：“我是啥样的人你能不知道?我跟杨义樵的关系你能不知道?过去一直没动是因为袁治洪长期在吴屯活动，恐怕有他的眼线。现在咱要干革命掘坏人，就不怕啦，就是做给他们看，至于其他的难听话，那都是不沾边的瞎扯蛋!”杨义樵的小儿子听说爷爷要出面为其父平反，专程从濮阳跑来致谢。爷爷为此事多次找到当年在民权任职的县委书记李绪三(这时任安阳市委书记，濮阳正好属安阳市)和后来的县长马光(此时已调冶金部工作)，并在他们的帮助、协调和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关键的当事人并取得了确凿证据，使杨义樵得以平反，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久，杨义樵女儿杨成荣上了大学，长子杨成林也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安排了工作。杨成荣毕业后与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军人结了婚，并将其母亲接走。后来，杨成荣还带着其母亲和丈夫专程来看望爷爷奶奶。此后老家的房屋、院子才由老家的堂兄弟们接管了。

　　至此，爷爷多年为之坚持和执迷的“掘坏人”斗争。总算画上了句号。

　　2016年8月18日

　　后记:

　　终于完成了这篇目前为止篇幅最长的纪念文章。可是总觉得还有些话没说完，放在正文里又觉得不合适，就以“后记”补叙之。

　　由于相隔时间太久，在回忆爷爷掘坏人的斗争时，为尽量保证其准确性，于是想起从网上查询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没想到收获是大大的!感谢互联网带来的方便与快捷!

　　首先;是关于舅爷的。舅爷为人低调，从不主动讲起自己的战斗经历，也没写过回忆录，留下的材料很少，网上原先关于舅爷的文字材料大都是根据某个人的回忆，且口吻相同，很多事情都是语焉不详或根本没提。这次有新的发现：据“民权县党史网”记载舅爷是1939年4月由SLH、LYL介绍入党。对1938年舅爷率部与日军作战失利以后的情况，以及如何遇到杨德志;所部又是怎样编为杨德志所在的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四六六团并成为主力部队，以后舅爷又调任地委武装科长和怎样发展武装力量，与冀鲁豫支队挺进队合编为独立团;还有与日寇、土匪、国民党及其顽杂武装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战斗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其次;爷爷自我1968年当兵之后一直到他老人家1988年去世的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过问“掘坏人”的事;也不知道当年组织上是否对袁治洪、张林枫进行了处理以及是怎样处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爷爷的斗争“没有结果”——就是最后的“结果”。

　　第三;现在可在网上查到袁治洪已于2008年去世，也可见到袁本人的回忆文章和其它材料，但与爷爷当年揭发的相去甚远。仔细推敲起来，这些文字材料只是袁自己写的，这就使其可信度打了折扣。况且我曾看到袁治洪自己写的一份材料，说自己的入党时间为1938年;而舅爷是袁治洪的介绍人，舅爷是1939年入党的，那他就不可能在1938年入党，那他为什么要把入党时间提前呢?!

　　第四;给爷爷写材料时还有不少经常听爷爷提到的名字，都在网上看到了，但有的需要重新认识。比如郝曰勋，爷爷说是地主武装，后来加入国民党，最后瓦解。而网上记载1938年郝曰勋就参加了舅爷的抗日自卫军，失利后投靠伪县长，任四区(孙六区)伪区长。舅爷及爷爷多次做其工作，晓以民族大义，1941年10月郝曰勋率部起义抗日。日军闻知即派兵围剿，郝部苦战后转移至曹县，土匪张盛泰乘机对其拉拢，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郝为少将司令，郝部因此没去鲁西南根据地。后在日军扫荡中郝及其部下大部分战死，其妻子与两个儿子在突围中死于敌手。郝部虽然没有听从舅爷劝导进入根据地而是加入了国民党序列，但从其坚持抗日来说，仍不失为民族英雄。

　　另一类的则是赵金敬、胡会元、冉凡治。这些人在爷爷看来或与袁沾亲带故，或都属于土匪、地主、汉奸之类。但在袁写的有关文章中却成了地下党员或抗日功臣，两者反差巨大。如张盛泰就是土匪出身的地主，虽然也曾经与日作过战，但那是为争地盘，抗战胜利后张盛泰任国民党民权周围五县剿共总司令，死心反共，后被我全部歼灭，但惟独张某本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民间流传其一直在逃。最近网上流传其2008年死于开封。还有人发贴为他张目，说他也打过日本，也是个民族英雄等等。现在看来还是有人为张盛泰的潜伏隐藏提供方便的，否则多少次的政治运动、多少次的审查搜捕都能漏网?凭什么还能活到2008年?

　　随着时间的流逝，上述当事人都已作古，这些都成了悬案，再无对证了。

　　尽管爷爷为之执迷、为之耗费了数年之久和大量财力的斗争结果是——没有结果的“结果”，但爷爷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率性而为、锄强扶弱的勇气和做法，仍不失为一顶天立地之大丈夫!!

　　201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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