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爷爷奶奶之——爷爷的困惑

　　爷爷虽然是农民，但对农活的精通和熟练程度确实不如奶奶。但这并不意味着爷爷不愿出力干活。爷爷生性豪爽豁达，喜欢到处转转而不似一般农户那样一辈子困守在黄土地上。只要爷爷愿意干，就能干好并且一定会取得相当突出的成绩;对此，我有两个实例为证：

　　“好羊倌”

　　我在老家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有一天，队长找到爷爷，对爷爷说：景元叔，队里负责放羊的社员生病了，有十几只羊一时找不到人放养管理，您能不能暂时代为放养?爷爷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接过了牧羊鞭。当十多只羊被赶进我家后院时，我立即被吸引住了，围着羊群问个不停。从此后，爷爷一大早就赶着一群羊下地，直到傍晚才风尘仆仆回来，成了一个标准的“羊倌”。我看着爷爷放羊，觉得好玩，等到学校放暑假了，就非要跟着一起去。爷爷特意为我做了一根鞭子，还在竿梢上系了一朵红缨子，煞是漂亮;奶奶为我找了一把伞，又准备了干粮和茶水，一早我就戴上草帽，背上干粮和伞，神气活现地挥舞着小牧羊鞭，跟着爷爷赶着羊群上路了。爷爷告诉我：赶羊主要注意头羊，其他羊一般都跟着它走。离我们村子北面五、六里地就是废弃的黄河古河道，我们把羊赶到那里，拣一处草肥的地方，让羊儿自己去吃草，爷爷支开两把伞，其他东西都放到伞下，我就随便玩耍去了。我最喜欢捉蚰子(蝈蝈);听到哪里有“咯吱、咯吱……”的叫声，就询声而去，快到跟前要轻手轻脚，仔细观察，找到目标后，双手一扑，压住蝈蝈，再捏住后脖提将起来;这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被它咬到手，这家伙长着一付刀一样的大牙，咬破手指会流血的;有时候碰到特别凶猛的，我就会把它的嘴按向另一手上的大拇指甲盖，指甲盖比它的嘴宽，任凭它再张嘴也没法咬住我，算是对它的惩罚。没有蚰子捉的时候就捉蚂蚱，然后用草穿起来，带回家喂鸡。在外放羊难免日晒雨淋，天一热我就到伞下躲避烈日。最令我开心的是每到中午爷爷就会带我到老黄河古河道戏水玩耍。老黄河虽然废弃，但还有部分河段尚有几百米长、且宽窄不等的积水，还有一座砖砌桥，方便汛期涨水时人们过河。我们把羊赶到河边让它们喝水，羊儿很会选择地方，光水处因水面晒烫了，它们会选择水草茂密的阴凉处下口;我和爷爷则下到河里洗澡。水很浅，也就一二尺深，桥洞里最深处也不过一米来深，我和爷爷都喜欢到桥洞底下，这里晒不到太阳，水也特别清凉。我最喜欢在河底的碎砖堆缝里摸鱼捉虾了。鱼不大也难捕捉，倒是时常抓到河虾。这里的虾个头真大，漂亮极了。在水底摸到它后会伺机逃跑，这时不要管它，双手捂着慢慢上提，快出水面时要格外小心，它的两个长长的夹子开始舞动、到处乱夹，极易逃脱;它的夹子虽没有蚰子牙齿厉害，但让它夹住也会象针头戳般的不舒服。有一次我逮了20多只大虾，放到草帽里想带回去吃。爷爷说天太热带不回去，我还不信，摘了好几张麻叶包了起来，晚上回家拿出来一看，都发臭了。洗过澡吃过干粮我们就躺到伞下午睡，直到下午四时热气稍微消散再把羊赶起来吃草;傍晚时分才赶回家。遇到阳光不太强烈的时候，我和爷爷偶尔会把太脏的羊儿(怀孕和喂奶的母羊除外)赶到水里，洗去身上骚臭的污物;一开始羊儿都不愿下水，等到被强拉到水里洗过以后，就显得精神多了。在外放羊最恐怖的是遇上暴风雨了。我们就遇到过一次：那天天气本来很好，就在我和爷爷打算下河洗澡时，只见西北方向空中翻起一片黑压压的乌云奔腾而来，雷声也由小到大轰鸣起来，空中又飘来阵阵凉风;爷爷叫声“不好!要下暴雨，快去赶羊!”我和爷爷刚把羊群聚拢起来，大风就刮得飞砂走石，蚕豆大的雨点紧跟着就砸了下来。爷爷赶忙在羊群附近选了一块地方，将伞顶着风向紧贴地面打开，我和爷爷将身体倦缩在伞面和伞把的狭小空间里，还要紧紧扶住雨伞并利用地面撑着，防止被风刮跑。天空骤然黑了下来，接着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忽然一声炸雷伴着闪电在我们身边炸开，仿佛天崩地裂一般，我被吓得惊叫起来，喊着：爷爷我怕!爷爷搂着我，一边安慰我一边鼓励我，我一头扎进爷爷怀中，什么都不管了。夏天的雨来得快走得也快，不到一个时辰，风消了，雨住了。爷爷起来一看，羊群受惊四散跑开了，好在头羊和几只母羊及一只小羊羔还在，小羊羔趴在母羊旁边奄奄一息;爷爷赶紧把它抱起，抹净身上的泥土，放到衣服上让我守着，然后四处寻找跑散的羊儿。经过几趟艰难的奔波寻找，总算把跑散的羊都赶了回来。回家的路上，爷爷一直抱着那只羊羔。幸运的是小羊羔经过几天养护又欢蹦乱跳的了。经历过这次暴风雨我就不想再跟爷爷去放羊了。吃晚饭时，爷爷和奶奶说起遇到暴风雨，只字没提我的狼狈相，只是说道：“胆是练出来的!男子汉要有种!”在爷爷的鼓励和教诲下，我打消了畏难情绪和半途而废的想法。经历了小羊羔事件，爷爷将太小的羊羔和乳羊以及快要生产的母羊留在家里，免得出现意外，回来时再带些草来喂它们。我和爷爷带上了铲子，空余时间割些青草背回来，只是爷爷背的比我多得多。爷爷还告诉我小羊吃奶时一般都是前腿跪着，这叫“跪乳”。连羊儿都知道给母亲下跪感谢养育之恩，人就更应该感恩孝顺了。我观察过，确实如此。那些羊羔吃起奶来一双前腿一跪，嘴巴就朝着母羊肚子下面的乳部顶了起来，为的多吸一些奶水。跟着爷爷放羊，我知道了什么叫“大包窝”(母羊肚子特别大，即将临产;肚子大的一般一窝可生二到三只羊羔)“小包窝”(怀孕后肚子开始隆起涨大);什么叫“骚猢”(即刚成年的公羊，喜欢闻母羊的尿，精力旺盛，喜欢用羊角这顶顶，那碰碰，到处挑衅，这种羊最不安分);怎样观察羊是否吃饱了以及通过观察羊屎蛋来判断羊的健康情况等;不但增长了知识，还督促和培养了我面对困难，持之以恒，接受挑战的勇气和胆识。一段时间下来，我的皮肤晒黑了，身体也更壮实了。在爷爷奶奶的精心照料下，几只“大包窝”母羊先后生了小羊羔。每当有母羊生小羊时，我就会跟着看热闹。羊羔落地后母羊马上开始添它，小羊羔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过一会才开始颤颤巍巍地伸开腿，前仰后合跌几次跤后才逐步习惯站立和走路，但很快就能围着母羊转了。奶奶这时会喂母羊一些米汤之类的东西，一是给母羊补身体，二是促母羊早点下奶。那些出生不久的小羊羔，浑身毛绒绒的，围着母羊蹦蹦跳跳，咩咩乱叫，煞是喜人。羊以一窝两胎居多，也有少数一胎或三胎的;一胎羊羔体形大些，身体也壮实;三胎羊羔则瘦小虚弱一些。我最喜欢和溺爱的是一只一胎生的公羊羔，特别活泼可爱;我常给它加点小灶，喂它些好吃的，它的形体比同龄的小羊都大，喜欢摆出一副“成年公羊”的架势，动不动就将一双前腿一提，整个身体站立起来，低着头，眼睛瞪着对方，然后居高临下地将脑袋向下顶了下来，吓得对方狼狈而逃，它却摇摇尾巴，俨然象个旗开得胜的将军。它一看见我，就喜欢伸出舌头亲热的舔我的手，围着我转，我好象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已经忘了。学校开学了，我只能利用星期天随爷爷一起去放羊，后来为了不耽误我学习，连星期天也不让我去了。爷爷一个人要放牧和管理那么多羊，一定更忙、更累、更辛苦了。直到有一天队长带着新羊倌来接管羊群，爷爷才交出了牧羊鞭。我记得那天队长和来人看到羊儿个个膘肥体壮、一只不少，还多了五、六只小羊，非常高兴，连连称赞爷爷羊放得好。看到羊儿就要被人带走，我可真有些舍不得，抱住了最喜欢的那只小羊，就是不肯松手。队长对爷爷说：既然孩子这么喜欢，队里的羊又增加了，就把那个羊羔给孩子留下来吧!爷爷却不同意，对我说：羊是集体的，我们一只也不能留!你要喜欢羊，以后让你奶奶给你买。说完就从我怀里把羊羔抱走并送回到羊群里。就这样，羊儿被全部带走了。我忍不住流下了委屈的泪水。不久，奶奶赶集时还真买了一只小包窝母羊让我养。我非常高兴，利用课余时间割些青草，折些树叶喂它，还经常牵着它溜步。几个月后，它顺利产下了两只小羊羔。

　　“水利模范”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历史上饱受黄河泛滥、决口、改道之害。离我们老家村子北边五、六里地就是曾经的古黄河。所以每一个河南人、每一户农民都知道兴修水利的重要性。 过去农村都是单家独户，势单力薄;只能任凭水害肆虐。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经过合作化运动，广大农村成立了初级社和高级社，从物质和人力上为兴修水利提供了条件。1958年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即有名的“八字宪法”。我还记得这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在学习落实八字宪法的过程中，一个兴修水利的热潮在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爷爷满腔热情，精力充沛，干劲倍增地投入到兴修水利的热潮中。水利工地上彩旗飘扬，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爷爷忙着挖沟垒堰，挑土打夯，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水利工程的规划、施工、检查、验收都由县、乡政府负责，社员们则努力按规定完成土方工程。这正合爷爷的脾气：这下有力气可找到地方使了!咱农民只管使出浑身的力气干好规定的土方任务就行了!当时，学校也组织学生参加水利建设，小学生们虽然起不了大作用，但可以提高大家的参与意识，也是一种宣传和鼓动。我在水利工地看到爷爷脱了棉衣(水利建设一般安排在冬季)，只穿了一件单褂，挥午着大铁锹满头大汗地在挖渠。一位年纪稍大的人跟爷爷打招呼：“景元哥，恁也来啦!”爷爷嘿嘿笑着回答：“这是咱自己的事，过去想干都干不了，你说咋能不来嘞!”还有一位年轻人路过，也跟爷爷打招呼：“景元叔，年纪不小啦，悠着点!”爷爷回答道：“吔!正愁有劲没地方使嘞!”爷爷每次都保质保量并超额完成自己的土方任务，接下来就会主动帮助那些还没完成的和体力差些的，直到完工。爷爷的干劲得到乡亲们的交口称赞，也被乡里作为好人好事写出了表扬稿，登上了黑板报。爷爷还被评为“乡水利劳动模范”和“县水利建设积极分子”。春天来了，乡里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大会;十几个“乡水利劳动模范”披红戴花，登上了领奖台，接受了乡领导颁发的奖状，还有奖品——一把系着鲜红布条的崭新的大铁锹!我正纳闷：怎么没看到爷爷领奖?就听到有人叫我：明显，恁爷得奖了!快回家叫他领奖去!我撒腿就往家跑，到家一看，爷爷果然在家。我就对爷爷说：爷!叫恁领奖去嘞!爷爷笑着点点头;奶奶说：恁爷不愿意出这个风头，不愿意张扬，咋说都不去!后来，还是其他人把爷爷的奖状和奖品送到家里来的。其实，我看得出来，爷爷对得奖是非常高兴的，也是非常得意的;这毕竟是对他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也是他应当得到的荣誉。

　　我在小学就学习过“八字宪法”，记得老师在讲八字宪法时还特别提到：八字宪法对发展我国现代化农业是非常重要的;是我国农业科技的母法。这八个字是统一的、科学的、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必须按照科学规律，因地制宜的贯彻落实。爷爷积极参加并引以自豪的就是其中的水利建设，而且切实体会到党和政府确实是为农民谋利益的，所以对贯彻落实八字宪法是衷心拥护和积极参加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却让爷爷有些迷惑不解，参与的热情也大为降低了。先说第一个“土”字。在农村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深翻土地，深耕细作，改良土壤结构，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后来却有人片面强调深翻，深度必须要达到三尺以上，否则就是没有完成任务。爷爷看着耕作多年的肥沃熟土都被埋到深翻出来的贫瘠生土之下，担心减产，就向队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并没有被采纳。在密植上也出现种子增加了两、三倍却只长禾苗不长庄稼的情况。后来，可以说对这八个字的每个字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歪曲和误解。在紧接着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更是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虚假贪大、共产风等严重违背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的情况和问题。什么“超英盖美赶苏联，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全民大炼钢铁”、“一大二公就是好，共产主义早来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近乎荒诞的口号满天飞;农村的各个生产队都成立了公共食堂，农民都要到食堂吃饭，自己不准开伙，干活大呼咙，甚至连农民也要在田间垒起土窑，炼起了钢铁来了。(解放后舅爷就把老老娘接到了城里住，方便照料，但老老娘在城里住不惯，非要回乡下，因此一直住在我家，由奶奶和爷爷照顾。现在农民自己家都不给起伙了，于是舅爷就把老老娘接回郑州去了。)

　　爷爷对发生的这些一连串的现象和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也曾到县里、省里找过老领导，想弄明白，但由于反右斗争刚过，大家都怕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所以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自己想不明白的事，就尽量少参与，爷爷因此很少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公社林场需要招聘看果园的，就把爷爷找去了，并且可以在林场的食堂吃饭。林场的伙食比生产队强多了。爷爷整天守在果园里，我要给爷爷送饭，于是也被允许在林场食堂打饭;这就为生产队节省了两份口粮，生产队也乐意。我们那时各生产队的粮食本来就不富裕，开始还能吃两顿白面馍，后来就掺杂面了，不久就全是杂面馍;还只能按照定量吃：男劳力的中、晚餐每人三个馍，女劳力两个半，未成年小孩两个，早餐就都减一个;再就是每人每顿一瓢菜汤或南瓜汤，菜是从来就没有的。后来数量虽然没变，但馍的个头却小多了。就这样也没能维持多久，各生产队的食堂很快都办不下去，不得不散伙了。半年后，林场的食堂也停了，因为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到来了。那时物资奇缺，城市有钱买不到吃的，农村既没钱又没有吃的，一些农民饥饿难忍，就拿些还不成熟的粮食充饥。一些年老体弱者首先不行了，开始还不敢说是饿死而说是病死的。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此还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王玉真书记反映情况，两人话不投机，顶了起来;王书记虽然对爷爷很不满，但也不能把这样一个老农民怎么样。爷爷带着一肚子气，悻悻然地回到家里。不过爷爷很快就得为自家的吃饭问题操心，也就无暇顾及其他问题了。为了有点钱买些吃的，爷爷包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件地主老财的羊皮袄——到北面曹州府卖了。 奶奶说这件羊皮袄可有来历了，那是当年土改时分得的，羊皮质量上乘、用料精细、缝制考究，是一件十分难得的珍品。当年军分区剧社演出“白毛女”，将其借去作为服装道具，跟随剧团走遍了鲁西南和豫东地区，一直到五四年，才被人辗转送回。爷爷之所以跑那么远去卖，是因为不愿让认识他的人看见连他这样的人也要变卖东西度日了。爷爷一共卖了十块钱，吃了一顿饱饭就化了两块钱，带回来八块钱用来买些粮食度日。1960年我小学毕业，考取了孙六初中。爷爷卖了几棵树，凑了点钱，送我到孙六中学，安顿好后，留给我两块钱就带我到集上吃饭，遇到当年一起打日本的一位战友，此时已卸甲归田，在集市开了一家饭馆。遇到爷爷令他非常高兴，请我们吃了一顿红烧肉。他听说我要在孙六上中学了，对我们说，以后没吃的了就来他这里，管够。当然，我以后没有再去过，不好意思去麻烦人家。几天后我赶十多里路回家准备干粮。在校读书即使是自带干粮，只在早上买一碗三分钱的汤，中午和晚上各买五分钱一份的烧冬瓜，一个月最少也得三块钱以上。(不带干粮在食堂买主食吃就得化更多的钱)别小看这三块钱，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对农民来说可是一个天文数字;让爷爷保证每月有三块钱(尽管这三块钱还不包括主食而只是最低程度的菜金)来供我上学，那是爷爷无论如何都无法办到的。最后，爷爷下了决心：把户口迁到合肥去!那时已经开始对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分别实行严格管理。(爷爷奶奶把我留在老家是因为两个儿子都出去了，把长孙留在老家是想年老了身边能有人照应。)爷爷经询问得知：我是属于未成年儿子到父亲所在地;爷爷奶奶是年纪大要由儿子赡养;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只是在手续上要麻烦一些，得多提供一些证明材料。为尽量少影响我的学习，我的户口、粮油关系迁移证明和转学证明等有关手续先办。当时在公社粮站工作的莲歌姐将要和在合肥市交通局工作的童先生结婚，这对我们这些远离故乡的乡亲们来说，显得更为亲近，也方便互相照应。我的粮油关系等有关手续和证明还是经莲歌姐办好的。有关手续及材料全部办妥后，爷爷把我送上了去合肥的火车。到合肥后，户口安置又遇到了问题。一天，父亲满脸疲惫地带我去解放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又到包河和明教寺转了转，第二天把我送上了回老家的火车。爷爷见我又回来了感到很惊讶;等到他把自己和奶奶的户口及粮油关系迁移证明等手续办好后就又带着我来到了合肥。这次请焦厂行政科的朱广恕科长帮忙，我们的户口和粮油关系都顺利安下了。

　　落户合肥，解决了填肚子问题后，爷爷又开始琢磨那些使他困惑不解的问题，于是又往返于老家、县城、郑州之间，一直想探个究竟、弄个明白。直到后来的“四清”运动，才使爷爷开始意识到：可能是自己革命队伍内部出了问题。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所有政策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荒唐做法和问题，都是有人故意破坏和捣乱;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九评”的发表，让爷爷牢牢记住了“赫鲁晓夫——摇身一变——打着红旗反红旗”等字眼，再联想到自己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一切问题在爷爷那里看来似呼都可以得到解释了：“这是有赫鲁晓夫式的坏人——摇身一变、混入革命队伍——打着红旗反红旗”!爷爷认为在他的经历中确实有着这样的坏人，他有责任有义务与之进行斗争，将其揭露出来，还其本来面目。于是爷爷的“掘坏人”斗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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