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曹红爱

　　2005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那边传来我小弟媳琴珍急切的声音：“父亲突然不省人事，水也不能喝，赶快后来。”放下电话我立即和我爱人学斌骑上摩托车赶往曹家山。二点多到家后只见父亲呼吸深沉，我们兄妹几人大声呼唤着父亲，但没有应声。学斌给检查后说属于深昏迷状态，当即决定联系救护车去县抢救,这时只见父亲用尽全力睁了两下眼睛，我妹妹红蓉还高兴地说父亲知道我们要救他，于是我丈夫和妹夫、兄弟几人出去接应救护车，我和弟媳给父亲擦洗一下手脸，换一件干净衣服只见父亲嘴唇动了一下，呼吸就没有了，我立即扑到父亲面前，摸脉搏一阵阵弱了下来，就赶紧叫学斌他们回来，给检查瞳孔已散大，心脏已停止跳动时间是2005年4月8日2时30分。当时我觉的眼前一黑一下就懵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事实，怎么这么快，顿时，眼泪如雨而下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赶快给我志昌兄家打电话，兄嫂接电话3点多就赶了回来，没明没夜地帮助处理完父亲的后事。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脑海里时常父亲的身影，觉得他还活着，他仍在我的身边，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想把父亲生前的一些事写出来，但因自己能力有限加之年轻时不懂事，对父亲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只能捡自己记得的和知道的事写出来，以安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和自己的良心。

　　(一) 父亲的童年生活

　　父亲曹丕有(乳名高家)于1926年4月16日(阴历)出生在柳林县庄上乡曹家山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父曹锦华是一个地地道道、朴实憨厚的庄稼人。父亲兄妹共七人。伯父曹丕还(小名启全)最大，中间有曹大梅、曹二梅、曹三梅、曹四梅、曹五梅五个姑姑。父亲是兄妹七人中最小的一个。他小时很听话听我大娘和姑姑们说，父亲从小就和我父亲一起下地劳动，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从不偷懒，很是惹人喜欢。我祖父也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就凭着种地和我伯父一起养活着一大家人，还置了十多亩地，修了三大三小砖接口窑洞，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父亲九岁那年，祖父患了急病(绞肠沙)因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没有得到及时医治，祖父就撒手人寰而去。那时我伯父已有我姐、我哥两个孩子，五个姑姑都已出嫁。我奶奶和父亲同我伯父家一起过，父亲也就跟伯父一起劳动，干一些打土圪塔、点豆子类的农活。1942年冬天伯父觉得父亲年龄小冬天又没有农活干就让父亲上冬学，父亲就和同我村高顽顽(现在陕西户县)还有我家远房叔叔曹丕元(小名香子现在四川攀枝花钢铸厂离休在家)到当时的杨家峪长峪村读冬学一年。听我大娘说我父亲上学时特别下苦功，由于他学东西记得慢，但他坚持反复记背，学下的知识很牢固，轻易是不会忘记的。

　　(二)父亲的婚姻

　　1943年父亲虚岁17岁那年冬天，经祖母和伯父托人说父亲和我母亲康~(那年虚岁15)在同年10月结了婚。当时正处兵荒马乱之时，旧政府搞什么“三人编一组”我父亲和伯父还有同村的一人编一组，我伯父家已有我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奶奶共六口人，如果家里不出人当兵的话就要给其他人家当兵的出五石粮食，当时家里很穷刮不出粮，父亲为了减轻伯父的负担决定他去当兵。就这样父亲18时撇下结婚了不久的母亲参加了旧政府兵农合一的部队。听父亲说当时团部在陈家湾李家社村，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又转战大宁、蒲县、隰县等地参加多次打日寇的战斗。自从父亲当兵走后我奶奶又急又气不久就得了重病，当时家境十分贫穷，没有钱请医生治病只用些偏方，土办法解决一下临时病痛，就在父亲走后不到二年奶奶就去世了。父亲自从当兵走后在奶奶去世后回来过一次，只给奶奶烧了一回纸就走了。

　　我妈妈和伯父一大家在一起，过着食不饱肚衣不暖身的日子，除干家务外，每天还要起早喂牲口等，父亲也是一去多年再无书信。直到解放大西南战斗基本结束后父亲才给伯父回了信，后来又接着写了几封信，还邮了几次钱都是我伯父取走，母亲根本没有收到一分钱。

　　我母亲是一个性格要强但很善良的人，我大娘和我二姑、四姑有病都伺候过多天，我大娘是个封建思想严重的人，母亲在家里忙里照外、累死累活地干还嫌不好。几次在回信上都说母亲的坏话，父亲根本不了解情况信以为真曾回信要和母亲离婚，幸亏1955年我丕元叔从四川回来探亲，家里旧院的叔婶大娘都说我妈很好，丕元叔回去后给我父通信反映了我母亲的真实情况。1956年4月父亲邮回100元钱，母亲才和青龙一对夫妇(女人娘家是庄上乡薛家岺村人叫任秀珍。)结伴而行。母亲说一路上多亏人家照料、帮助买火车票到成都后又帮助买汽车票一直把母亲送上去雅安的汽车。母亲每当提起比事都是念念不忘，感激涕零。到雅安后母亲先住在我表哥康景文家，表兄嫂夫妇对母亲很好，又是帮助租房又是帮助买床还帮助买了一些做饭用的器具和家庭的必备用品，这样父母才结束了天各一方过起了正常的生活。

　　1957年5月母亲生下了我，父亲非常高兴，但部队任务紧只好请了保姆照料母亲，刚过满月就退掉保姆，母亲就独自一人自己干所有活。在我3个多月时脖子上长了不知道什么肿物，母亲一人把我带到成都总医院做了手术。1958年部队压缩家属父亲一马当先，刚过春节正月初五就把我和母亲送上回老家的火车。一路还要倒车，母亲抱着我还要拿东西不知怎么把我带回了曹家山。在家乡母女二人过着艰苦的生活经常断顿没吃的，那时我还小不吃苦菜还嚷着说不吃草草。直到1961年母亲批准随军父亲菜把我和母亲接到若手盖的白河桥。我和母亲住在土坯打的家属住房，父亲仍在连队过着离多聚少的日子。62年搬到茂县凤仪镇 ，父亲在洼底搞生产建设，直到63年底父亲国军任管理科工作后，全家菜从凤仪搬到了军分区所在地—马高康。

　　(三)父亲的军旅生涯

　　自从1944年父亲当兵以后，在旧政府一直从中阳、石楼、蒲县、大宁、隰县打至太原。1949年3月东山战斗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当时我村同去的还有曹臭臭(已去世)，陈家堰的张挽柱。当时的政策是愿意参加解放军的留下，不愿意的发路费回家，父亲毅然决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走上了一条革命的光辉大道。

　　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父亲在太谷县训练了3个月后，被分在特务连任电话员，他努力工作不怕苦和死，每次都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在解放陕西新平县的一次战斗中，父亲接到修复线路任务时，腿部中弹负伤仍咬着牙修好敌人破坏的线路后从线杆下摔了下来，最后只好住院治疗，战斗结束后荣立一等功。负伤住院治疗刚有好转，他就要求回部队参加了彭德怀指挥有名的“秦岭战役”

　　秦岭是一个地势险要，林海茫茫、人烟罕至的地方。听父亲说：那时行军作战非常艰苦，刚上山时还有羊肠小道可走，到后来道路上满山的圪针，他们每人身上背着几十公斤的弹药干粮在深山老林中摸索着前进，真是遇山开道，遇水攀绳异常艰难地跋涉着，饿了吃上一把干粮，渴了没水只能揪上一把树叶在口里嚼一嚼，困得实在不行了四、五个人背靠背地就在地上打盹，如果不小心随时都有摔下山崖的危险。但一战秦岭屡次战斗都未能打败敌人，之后部队进行整训又开始了二战秦岭的战斗，父亲所在的部队就像钉子一样紧紧钉住秦岭，与胡宗南部队呈胶着状态，整整和敌人进行四个月的战斗。实现了毛主席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军于秦岭岭山区的部署，掩护二野由湘、鄂进黔川，迁回重兵对胡部的包抄，10月1日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父亲所在部队为撑口袋部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彭总嘉奖。

　　父亲还参加了“宝鸡战役”，战斗完后部队在宝鸡进行整训。1949年12月开始解放大西南，在进军四川的路上边打边走和敌人进行了22次战斗，一共战斗了12天。于1949年12月28日和平解放成都，12月30日举行了隆重进入成都的入城式。

　　1958年1月8日父亲所在部队从成都出发到达茂汶县和松潘县，由于在剿匪战斗中父亲每次都勇猛杀敌，冲锋在前，政治上进步很快于1950年3月8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更坚定他跟党干革命信心。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后茂县军分区成立。父亲担任了电话排副排长后又提升为茂县军分区独一营干部助理员(为正排)由一个不懂事的农民孩子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

　　1952年7月由郭林祥将军任总指挥茂县军分区司令员张行忠任副总指挥的“黑水战役”打响了。黑水地处川西北、那里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山高林密、交通阻塞，土头百里为王封建剥削，自古以来是多事之区。听父亲说部队在剿匪前部队就下命令：冻死不能住民房饿死不吃民粮，做到不扰民、不害民、还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部队领导十分重视藏区一俗一事，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礼仪禁戒，把这些提高到政策纪律高度，不容指战员稍有大意和触犯、例如妇女不能进庙宇、不准打乌鸦、秃鹫、不准打盗吃蛇，还有些地方不准吃鸡蛋，不准攀登神山或攀。折神山上的草木、不准问妇女年龄，主人敬食哪怕是已腐败食物不能不吃等等。否则就会认为对他们不尊。听父亲说那时他们真是小心翼翼。在进入黑水的路上山高水险，当地有句“来到飞砂关，性命交给天的路段”。行人徒手走路都很艰难，他们部队的人有的拉马，有的拉炮，自己肩负自带的弹药枪支背包、干粮每走出一步都要付出很多汗水消耗大量的体力。那时部队都是军民联合行动的，他们边清匪边发动群众，还要协助老乡收割庄稼，只要是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受欺骗的藏民以及从山林摆脱其头领控制回到山寨的民众，部队立即给予教育。父亲说他们那时根本不怕吃苦受罪和战友们一道和藏民打成一片。因为土匪多数和老百姓穿得一样，单靠部队很难分清老百姓和土匪解放军只能和当地群众一起一次又一次进行剿匪战斗。1952年部队终于在郭林祥将军的率领下仅用100天的时间夺得黑水战役军政双收的成果使黑水成为除台湾外的最后解放的地方。黑水剿匪战结束后，父亲在茂县军分区独立三营一连当排长。

　　1953年3月成立成都军区骑兵团，父亲在骑兵四连当排长，开始了草地剿匪。(也就是阿坝地区)54年部队进军攀功(现金川县)剿匪，战斗坚持了8个多月，他所在部队在战斗中打死一个县长，部队30多人牺牲了10多人，这次战斗中父亲头部受伤，头上留下两个弹坑眼睛一下什么都看不见，后经住院治疗三个月才慢慢地恢复视力，战后荣立一等一次。

　　1956年父亲在部队的安排下到雅安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速成中学学习，在学习期间克服自己文化低，底子薄等种种困难，虚心向老师和同学请教、刻苦用功，终以较好的成绩获得了十三速成中学颁发的毕业证书。为他自己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7年7月父亲在速成中学毕业后被派到茂县军分区二团五连指导员，开始在草地八年之久的边剿匪、边生产的战斗。由于父亲有一副练就钢筋铁骨不怕苦和累，每次战斗他都带领战士们爬上最高的山头，居高临下占领制高点，每次都打胜仗，在59、60、61、62连续四年被评为四好连队(成都军区)，听父亲说本来他可以去北京见毛主席，后因他回家探亲时连队在一次剿匪中牺牲了一名战士没有去成，给他留下了终身最大的遗憾，每当提起此事，父亲都表现那样的心痛和惋惜，可见他对毛主席的感情有多深。

　　父亲不仅在剿匪战斗能够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剿匪同时开展大生产也是同样积极，那时侯部队大力开展生产、开荒种地种一些粮食和蔬菜来补充部队的供给，父亲在61年回家探亲时在柳林买了一大包白菜籽，拿到茂县的哇底去种，结果不知道是买错了种子、还是种子不适应地方，到秋天种下的白菜长成了又圆又大的圆根(蔓菁)，这一年父亲所在连队取得了大丰收，他还特意在一大堆圆根旁照了一张相。那时部队干部和战士亲如弟兄，一起干活，一起生活，每当父亲回忆起他的战友和战士都是两眼闪着异样光显得特别明亮有神，常常念叨着石连长、罗民富、肖石头、三郎等。他说他的那些战士对他多好啊，有一次他生病腿肿得不能走路，就是他的战士把他从山上轮着背下山来，看完病又把他背回去，忙里照外直到他的病好了为止。

　　1963年冬季大概在11月份，父亲调离了多年战斗过的连队来到茂县军分区司令部管理科工作。管理科负责全军分区的物资供给、交通等杂物分管大、小车班。军区招待所、二食堂、八一小学、卫生院军人服务社等单位。此期他对工作兢兢业业，领导领导让他干啥他都豪无怨言地去做对工作十分认真。记得有一次有两小孩偷军区院内的苹果正好被我父亲碰上，首先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说得他们口服心服，最后还让他们交了两元的罚款，从此再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时我家住的门前就是果园，父亲经常教育“我们想吃苹果咱自己买，千万不能偷摘公家的苹果”。由于父亲的严格要求，我们姐妹从不干损人利己的事，由于父亲工作积极曾多次参加阿坝州毛著积极分子会，这些父亲回家从来不说，我也是听邻居韩喜忠叔叔讲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学生不上学、工人不做工、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都在揪斗“走资派”局势非常混乱，造汉派中一些不法分大搞武斗，四川的武斗搞的很凶，有时还动用了枪炮，部队担负起军管任务(三支两军即军管、军训、支农、支工、支左)、父亲被派到离马尔康不远的三家寨搞军管、对造汉必须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父亲他们经常遭到造汉派的围攻，但他们还是用积极热加以调解，就是这样根本忙得不顾家里。军管任务完成后父亲又被派去支农地点就在分区河对面的乡坝里，吃住都在老乡家里，藏民的生活很艰苦，生活习惯又和汉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难习惯地。但由于父亲在草地剿匪多年，曾多次和藏民打交道，很快就和藏民们打成一片，白天和他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各项政策，关系处的和家里人一样。记得68年秋天一个晚上我和母亲、弟妹们在家中，突然从门口扔进几个玉米棒子，我和妈妈赶快出门一看是两个十七、八岁的藏族女孩面对我们微笑着。我和母亲赶紧把她们请回家一问才知道原来父亲就在她们寨子里支农，为她们解决很多疑难问题，还经常帮她们干农活她们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偷偷给我们送了几个鲜包谷让尝一尝鲜，后来她们又几次到我家送来几瓶蜂蜜和新核桃(自产的)。这都是父亲辛勤的劳动换来是军民鱼水情的真实体现。也就是68年母亲生下了小妹红萍，父亲一直在处支农无空照料母亲，那年母亲风湿性关节炎复发，腿疼的不能走路，连上厕所都成了问题，11岁的我在家不上学只好挑起了买粮、买菜、洗衣、提水等活。记得一次买粮休息一会蹲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后来还是一个过路叔叔帮我换了背兜才站了起来，回想那时我觉得自己真不懂事，有时候也闹着要去玩。后来母亲的关节炎在好心邻居阿姨帮助下，找到分区卫生院姓郭的大夫诊治，每天上门为我母亲针灸她的病痛才慢慢地得以恢复。这些父亲都不家仍坚持在他的工作岗位，他是做工作忘我忘家的人。

　　父亲在部队一贯积极向上，工作踏踏实实很受领导赏识，但由于父亲参军时是在旧政府，不好往起提可又舍不得让他走，部队首长曾让他去成都的一个纺织厂当领导但他却说他要回山西。1969年林彪有个让老营级干部哪来哪去的指示，当时很多人都等待让在地方安排工作不愿回乡，我母亲也劝父亲说：“咱们年龄大了，孩子们又小，家乡的生活苦害怕孩子们受不了苦还是等等再说吧。”父亲却说就是讨吃他也是要回山西。就这样1969年11月2日我们随父亲离开了茂县军分区回到了柳林县庄上乡曹家山村。(当时还是中阳县)结束了20多年的军旅生活。

　　(四) 父亲在回乡的日子里

　　回到家乡后父亲在中阳办理了有关手续，挨个串了他的几个姐姐家，回家后中阳县有人找到他让他去县里公路段他都谢绝了。每天早早起来在村里的山山洼洼、沟沟梁梁跑，找到村里的支书曹丕金说：“解放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咱这里还这样穷，他说他要下决心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随后他又走村串户，跑遍了村里大大小小每块土地，根据村里的山形地势编了个顺口溜“三山九峁四圪塔、六咀四垣五个塌、当村一条龙尾巴”。曹丕金看到父亲这样热心家乡的建设，找到了当时庄上公社党委书记自愿把支书让出，自己当个副支书协助我父亲的工作。1970年春父亲得到了车书记的支持担起了曹家山村支部书记的重任。在县里组织的参观大寨后父亲带回一壶大寨水，在群众会把这壶水掺进家乡的水中让每个社员一人喝一口，从此父亲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中。

　　70年的曹家山非常穷，没有一点经济基础吃水要在山下深沟里去挑，吃饭要靠人力拉石磨去推，点灯靠煤油。父亲想要改变面貌首先要通电、要解吃水、推面等问题才能把劳力解决出来，才能搞农田基本建设等工作。于是他垫资首先在村里通了电，相继买了电磨、电磨解决了群众生活问题。然后动员全村社员每天从沟里往山上担石头，并收了薛应成(石盾)开始收水窑，搞起引水上山工程，有些人觉的太累说是跟上曹歪有能受死呢，父亲还垫资为村里买来化肥搞科学种田合理密植，大大地提高了谷子、高粱等作物的产量。

　　那时候父亲每天早早起和社员一道下地干活晚上还组织社员学习党的政策文件等、家里的他一概不管、一心扑在村里。给村里修平车路大造木材林和经济林，在沟里大修坝堰、大战豆咀沟。我的堂兄曹志昌是父亲的得力助手，村里的层层梯田都是他亲自安排带领打起来的，苦战一年70年冬粮食增了产，每个公分分到七角钱，(原来只有一、二角钱)曹家山摘掉落后村的帽子。

　　父亲还很重视学校工作，原来学校在土地庙后的楼上两个教室也不到10平方米，课桌是用木板搭建的，父亲决定在当村的堰圪坦修七孔窑洞，让村里能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修学校时好像占了曹志有的基地基，因此对父亲很有意见还给他在新疆的哥哥写信，最后他哥给他做了思想工作最后才把学校建了起来，让村里孩子告别了破旧教室。

　　粮食是增产了但人们的生活依旧还是很困难，社员们用的零花钱还要靠喂猪，喂鸡来换，怎样才能让社员们快地富起来了。父亲和村里的干部商议决定要开办煤矿，刚开始就地搭了个窗棚，几个人用木搅把开始了挖煤窑，窑挖开后光曹家山的劳力不够，父亲他们又和附近几个村支书商量让他们入股份，煤矿的名字就叫大公煤矿现改名为曹家山联办煤矿。后来煤矿投产了，曹家山和周边几个村的收入都有了提高，群众生活也改善了很多。

　　父亲不仅操忙队里的大事小情、队里的农活他也不少干，照样和社员一样出工捎上一担粪，回来还要捎些柴，在地里干活也不少，在72年秋黑豆成熟要拔、父亲天刚亮就走了，那年黑豆长得根扎的很深双手握住都难拔，父亲没有干过这活，拔得他两手满手血泡、指甲也变青了，手指肿得不能打弯吃饭时连碗筷都拿不稳，但他仍不叫苦坚持去干，后来在堂兄志昌哥的帮助下终于将分给他的那些黑豆全部收回。

　　父亲在村里的三年多，帮助大队通了电，修了2个大的蓄水池、置买了电磨等，打起几座大坝，开办了大公煤矿、修起了一所小学，栽了数百核桃林和木材林，连续四年评为先进村，摘掉了落后村的帽子，跨进了先进大队的行列。

　　(五) 父亲在新的岗位上

　　1973年11月县里从农村选拔一批优秀干部，父亲因工作出色被提拔，同时志昌兄也被提拔，志昌兄任庄上乡党委书记、父亲任革委会主任。再次走上工作岗位的父亲和其他公社干部一道修建了曹家山水库，开办了张家湾等煤矿。二年内跑遍了全公社十三个大队的山山洼洼，经常下乡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在后元庄下乡时带领社员开山修路，他独自一人苦干硬是打通一个能通过平车的小山洞，改变了后元庄靠肩挑煤矿的历史。

　　1975年秋，他被县委调任为柳林县林业局副局长。此期间父亲经常下乡很少在机关，先后在高家沟、陈家湾、东窊等公社下乡蹲点，带领那里的社员搞农田建设、植树造林等工作。特别是在高家沟阴塔下乡，由于村里人闹派性，闹得他经常没有地方吃饭，他还风趣地说：“喝水在沟里、睡觉在场里”，那也没有动摇他一直坚持任务完成。他下乡时经常带着自己的修剪工具、利用自己在省林校和北京林学院学来的修剪技术为果农修剪果树，凭着自己的双腿跑遍了全县574个行政村。父亲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龙门垣一领导向地区虚报造林万亩，父亲上去一株株核实说什么万亩，连百亩也没有。后来通过开现场会那个领导作了深刻检查，发动全社男女老少将万亩林变成了现实。父亲就是这样干工作从不追求名利和个人得失，他常对我们姐弟说：“和他一起打仗牺牲的战友比我幸运多了，他们有什么，”父亲就是这样知足。就这样年复一年，父亲一干又是八年，1983年7月父亲被中共吕梁地委命名为优秀共产党员。

　　(六)父亲离休后的晚年生活

　　1983年县级机构改革，因年龄、身体等多种原因58岁的父亲走下了领导岗位。离休后大多数干部都选择留在城里过起悠闲自在的生活。父亲则再次选择回到曹家山。84年前县机关林场有5人照看林场，也无法管理。县里闫光明找到我父亲要他管理林场，没有报酬，只是40亩的苹果结果归他(当时果树是小苗没有结果)。父亲欣然答应和县里一签了十五年的合同。就这样父亲开始没明没夜地在林场干了起来，他白天在林场里修剪果树，搞苗圃，晚上一人住在破庙里，有时还要起来巡夜。他还在果林旁修了两个小土坯房作为护林盯忘室，在靠土的地方打了两个小土窑作为休息放一些工具用。他常常一大早担上茅粪从五里处的村子担到果园。也写一些插杆标语、摘一些护林障碍阻止一些不自觉的村民孩子折树枝放羊。87年的一个夜晚父亲夜巡时听到有人偷砍树木赶快过去制止，那家伙乘夜色将他猛力推了一把，险些把父亲推下几丈高的崖下。

　　父亲爱林胜过爱他自己，他把果园打成一层的梯田，经常给果园施肥，他还利用自己掌握技术帮助周边邻村来求助的群众，为贺家社、郭家山的果农稼接果树，从未要过一分报酬，有些人过意不去给一些礼品他都婉言谢绝。有几次我在家劝父亲这么劳累您就别干了，他说不行如果他不去干活浑身上下就不自己，连饭都要减量，一次我给父亲送饭看到那一层层的梯田，绿油油的小松树苗，还有那满枝头的苹果我才理解了父亲的心思。

　　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1500亩树林遮天蔽日长势喜人形成了小小的森林，40亩的果园也由84年承包时的幼苗也长大，根深叶茂，秋天更是果实累累挂满枝头。87-88年苹果产量均在1000斤以上，这是父亲辛勤的劳动和晶莹的汗水换来的啊!

　　2000年果园承包期到后，父亲回到家中，届年已是75岁了，但他还是闲不住，每天一早就把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把柴劈开码放得整整齐齐，还要到地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由于1999年冬父亲患脑梗塞时留下了说不清话的后遗症，经过一段治疗虽有好转，但还是不如从前，但父亲每天坚持看新闻、还要看一些老年杂志等资料。每天早饭后都要旧院处的碾道旁给村里集聚在那里人讲他所到的和看过的新闻趣事。父亲走后人们说连个讲新闻的人也没有了。父亲是山西老年的忠实读者，他每期必读，看一些原回家领导的事迹，直到去世前几天还反复叮嘱我大妹把近期的“山西老年”给他带回来。

　　2005年农历2月22—24日我回到曹家山和父亲住了两夜，我带了点羊肉馅，父亲说今天饺子好吃他吃了30个，我问他什么时候去柳林，他说：“等4月18他再去看一看老同志”。没有想到知识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2月27日(清明节)，父亲还带上他那剪树剪去老坟把老坟的树重新修剪了一次。

　　父亲走了，走得那样匆忙，再没有留下一句话，但父亲的身影、英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为人耿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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