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遗作：铁路回忆随想

　　在铁路工作了43年，亲眼看见和经历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变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今日的铁路设备、生产、工作，与那时候真是没法比。从自己脑子里把一些还记忆着的东西抖出来，也不知道能起一个啥作用。但是就是想把这些陈旧的回忆记下来，借此反映以前的铁路真实，如果能起到大海中之半滴，而不是促退之物，我的心愿就满足了!这种用大白话的叙述方式，好处是真实，缺点是归纳性和条理性差，请原谅我的懒惰吧。另外，需要声明一下的是，有些地方可能记忆不准，有误，望发现的同志帮助更正。

　　一、1951-1953年

　　我在浙赣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工作，距离杭州302公里，当时站房一律是平房，坐南朝北，候车室是一个行包仓库改的，有时一边旅客候车，一边还堆放着行包，但外面还有一个能挡雨没围墙的候车篷子，房间最大的除了货物仓库就是行包仓库，工作间最大的数行车室，大概有二十平米。行车室里电话最多：通分局调度所的调度电话，两端办理行车专用的闭塞电话各一个，通线路区段各车站共用的各站电话一个，通两端扳道房共用的扳道电话一个，通工务养路工区的专线工务电话一个。

　　站台没有候车的雨篷，在行车室窗外边角上有一个悬吊着一米长钢轨的架子，用铁锤击打钢轨，来发布邻站开来列车的信息，以及发布防空警报。

　　在吊钢轨架的旁边，有一个信号楼，是控制进站信号机的。记得里面有六个握柄，分别控制着两端的正线进站、曲线进站和通过的臂板信号。说是信号楼，实际是个挡雨的篷子，周围用木条围起来的栅栏和一个可以出入的门。

　　车站西头有个给水所，设备很简陋，没有水鹤，水塔是木制的，象一个架在枕木垛上的大木桶，上水时，给水工爬上机车，将铁皮打成的大格漏对准机车水箱，然后下边的人开闸放水，每上一次水要八分钟。记得在一次调车时，那个铁皮格漏没有放好，叫一辆车皮把它撞坏了。

　　车站内有三条到发线，一条货物专用线，一条采石专用线，东西两端各有一个扳道房，东头负责两副道岔，西头负责四副道岔，西头担子重一些，除此之外，因为西头进站就是8 ‰的下坡，责任比较大，故总是叫有经验的扳道工人到西扳道房去。不知什么缘故，站内线路的编号是：1、2、3、4、6，就是没有5号，听说原来还有一条线，后来没有修。

　　行车室北面有一座山，直接距离不到一公里，山里有石矿，采石线就是通到那里。这座山不高，有几百米吧，可是据说这山后面的山可就高了。曾经有一次我在扳道房值夜班，就听到山的方向有野兽的叫声，半夜里听来，阴森森的，传得很远，经和行车室及另一头扳道房确认判断，估计是狮虎之类的，不象狼嚎。

　　由于别的车站发生了臂板信号显示得不准确，造成列车在站外停车的事故，所以要求扳道员在晚间灯光显示时，必须在邻站开车，本站落下信号后，走到信号机外30米处，去确认信号机显示正确，再回到扳道房用电话汇报行车室。那时的信号机灯点的是煤油，手信号灯点的是菜油。所以要到信号机外去确认，是因为那个站发生事故时，扳道员在信号机背后看到臂板落下到位了，可是煤油把信号机外那一面的灯罩熏黑了，司机看不见绿灯停了车，因为臂板是供白天用，晚上就凭灯光。故而后来就规定，晚间必须到信号机外30米处去确认。在那个时候，车站周围比较荒凉，一个人在黑夜里从扳道房到信号机外往返500多米，加上出现了野兽吼叫，心里真是紧张。可是，操作要求不能违反，只得尽量做好自我保护，记得上夜班去看信号时，一手提信号灯，另一手提一把小铁锤，手电筒用绳子吊好，挎在腰间。就是这样，硬着头皮也就顶过来了。

　　车站的行车闭塞也经过几个方法：密码、路牌、路签。因为是单线，行车允许特别重要。当时的技规规定，特殊情况时还可以用路票。司机必须有了上述的一种行车凭证，才能进入区间，到了前方站，再把这凭证交下。装行车凭证的是一种叫路牌套的东西，它是由两三根钢丝缠绕后，弯成五六十厘米直径的圆形，再在边上向圆的外部突出15厘米见方的一块，用皮子将这一块做成袋子，行车凭证就装在里面。经常是由助理行车往机车送路牌套，如果是通过的列车，起先是由接发列车的值班员用手递向机车，因为用人工递需要递和接的双方，对高低及远近的判断一致才行，很容易发生接不上，造成通过列车停车的事件。以后由上面发明了车站在站台上垒一个标准的路牌接送架，机车的左右两边，也安上与车站配套的接送设备。

　　那时规定一个标准车的长度是11米，取的是30吨敞车的长度，这个长度对列车交会时，停的那一列能否完全停在该到发线的有效长度(前后警冲标距离)里很有关系，计算时，将车辆总长度加上机车和守车，就是全列车的总长度了。车站的一二道的有效长430多米，二三道的有效长380多米，而那时区段列车的标准是34个标准长度，也就是374米，有时的三交会也足够了。那时在跑的机车记得都是ㄙㄌ7型蒸汽机车，拉着这34个车皮，粗算一下也就是1500吨的样子，闯8 ‰的坡道。列车的前部是机车，最后是守车，大都守车是两轴的，守车是运转车长的办公车，扳道员看见列车尾部的守车进入警冲标后，要给站方打信号，并以电话报告行车室——“列车全部进站”。在铁道上跑的车，除了列车和单机外，就是工务电务段的轨道汽车，车站的工务工区只有可以在轨道上推着走的平板车和手压的轨道车。

　　在下行区间314公里处，有一条开口的采石专用线，那里设立了一个扳道房，由我站派人值守。一天夜里，我被派往那里，正赶上蒋介石飞机来上空骚扰，幸亏那时没有作业，也没有列车通过，平安地度过了一宿。

　　扳道员的任务，除了按作业要求扳道以外，就是做擦道岔、擦信号机灯、转辙器标志灯、手信号灯等维护工作。说起擦道岔，要用铅粉把尖轨擦亮，尖部第一块滑床钣要加机油。遇到下过雨的白天班，钢轨生锈，西头四副道岔要擦，还要照常接发列车，真有些忙不过来。扳道房是个重点的岗位，虽然离车站不远，也要按规定配备应急用品，象止轮的铁鞋一个，响墩六个，铁锹一把，以及信号旗、灯，火柴，灯油，机油，铅粉等常备用品。

　　经过50多年，车站人员的名字忘得差不多了，那时调车员是童信芳，连接员是钱阿鹤，扳道员是蒋锦发、吴习兴、徐××、尹××，客运员是龚××，货运员虞水祥，事务员叶洪升。站长是赵惇法，几位值班站长的名字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有姓王的姓朱的，倒是记得有一天杭州分局副局长来车站视察，名字叫钟皿浪。

　　那时的货源不多，因为地处浙赣闽三省交界，在当时，货运量还算可以，但是上面布置一个叫“招徕货主”的活动，站长就动员我们下夜班的人，到周边村镇去寻找货源， 宣传铁路安全。这个活动，照现在的话说，倒是让我们步行旅游，回归大自然了一趟。这一行几人，以货运人员为主，行车人员只是起做伴的作用，让我们这些平时只看见机车钢轨的人，看见了山水树木和宜人的景色，心情舒畅。到现在我也记不清是从哪到哪去的，经过的什么村什么镇，反正跟着他们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二、1953-1954年

　　由杭州分局创建和划分而成立的上饶铁路运输分局，人员主要从上海、杭州调来，还有其他部门抽调的，我就在这时抽到那里，在财务科任助理会计员。那时运输分局直接管理车站，中间没有车务段，我去了新单位，新工作，新环境，在现场工作惯了，进入机关很陌生，最明显一点是，在露天习惯大声呼喊应答，这到机关是不能接受的。

　　我被分配的工作，起先是审核报销，做过计算工资，以后又用英文打字机，打印决算报表的数字，最后是从财务角度管理低值易耗品。这个名字以前就没有听说过，它是从财产的价值大小分出来的一部分，价值大的为固定资产，小的就是低值易耗品，我的任务就是管理建立各站的低值易耗品台账。这是一项新创的工作，从清点开始到逐站检查核实，最后建立按品名、按站名建立台账。我在那里一年多的时间，从接受任务到离开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任务也没有彻底完成，1954年我就又被分配到太原入学，培养为学习“中长经验”的骨干。就这样，我从南方到了北方，一直也没有回去，上学期间工资照发，每月从南方给我寄来，1955年又改为助学金，由学校发放，这一下和上饶的关系就断了。听说1955还是1956年，上饶分局撤消，财务科的人，大部分去了南昌，少数回到杭州、上海。

　　当年财务科的人有科长顾俦，主任王子扬(后来调到沈阳当科长)奚炳庚，其他成员有桂兴华、林圣煜、张秉坤、邱其君、王维、刘子祥、楼焕烈(他也和我一块上学的)。

　　三、1954年以后

　　1954年8月我先是到了上海，参加入学前的考试，然后集中了二、三十个都是入学的人，坐火车在德州中转到了太原。那年正是闹水害，我们的车走到常州附近时，车窗外一片汪洋，火车的行进速度比人走的还慢，到了南京的下关车站，列车坐着轮渡过长江，过江之后，列车两旁的景色和江南截然不同，荒地多，绿色少，破旧屋多，树木少。当时正是祖国建设热潮，我们也风华正茂，看到这些更感觉自己的建设重任。列车过了德州，特别是过了石家庄，荒凉的景色更多，山也多，山上没有树，都是光秃秃的黄色，还有一个南方看不到的是不少地方有很多高大的烟筒。

　　从早晨六点到晚上九点，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旅行，列车终于到达太原，接待我们的有同学有老师，态度很热情，使我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

　　学校位于南郊，正赶上新的教学楼和校舍落成，我们就享受了全新的待遇。因为我们的文化基础差，学校组织成四个预备班，专门给我们补文化课。第二年，因为带工资入学改为助学金，有的同学由于家庭负担等原因，被迫退学，四个预备班合并为三个正式班，和当年招收的新生三个班一起，组成了这一届的会计专业。三年的学习生活加上搞运动，直到1958年4月才毕业，入学前说的回原单位，早就没有这个概念，重新分配。我被分配留校，这是不少人盼求的位置，其实我倒希望分配回南方，但那时的服从是主流，就这样，我的命运就是生活在北方半个多世纪。

　　随着国家的发展变化，个人是渺小而无力的，但是可以从自己的动态，看出国家的脉络。留校后，正赶上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个稳定的态势，学校是一会儿穿靴(办技工学校)，一会儿带帽(升级办学院、大学)，现在看起来，那时的领导太浮躁，太虚荣。到1961年，开始纠正，该下马的下马，该压缩的压缩。在当时是为了完成下马和压缩，来不及考虑照顾个人利益，我和我的老婆，差一点被发配到北郊，最后还不错，先后从学校往外调出，她到了一所普通中学，我到了太原车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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