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爸爸（三）、（四）

　　——张放

　　(三)

　　几个月后，风云突变。伟大领袖见蛇们都出来得差不多了，突然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击右派运动，每一个单位都有名额指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些提了意见的党外人士纷纷落网，而且因为名额没完成，还要在党员中选人!宣传委员着急了，找到上级问：当初不是保证过的，决不打棍子吗?党内也说过不打右派吗?上级反问：谁说过党内就不打右派了?中央要不说党内打右派，我们敢乱打吗?!上级说的是对的，从共产主义的各位领袖们的教导来看，什么“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什么“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什么“剥削阶级必然在党内来寻找代理人”等等，都是整自己人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后来的文革，就是专门为了整自己人而发动的一场灾难性的运动!

　　可怜的老爸，一个22岁就入党，才刚满27岁，一心跟党走的年青干部，成了剧院唯一的一个党员右派，被开除党藉，连降六级工资，与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下乡劳动改造!从后来的反右历史来看，打右派虽然是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但每个单位具体打谁，却是由单位领导说了算。老爸至今都不清楚是单位哪个领导决定把他打成右派的，只知道原因有四个：一是他确实是给领导提了意见;二是一些党外右派在为自己喊冤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本来是站稳了立场的，也没有想去发言反党，都是因为宣传委员启发开导我们，而且是不发言就过不了关，所以才被迫说的----罪魁祸首当然就是宣传委员了!第三个原因就是，有些右派当初发言批评领导时，总拿他们与老爸比较，认为这才是好干部，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楷模。这一条是最致命的，伟大领袖早就有言在先：“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既然敌人都在拥护你，你当然也是敌人了!第四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剧院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翻秦岭过来的，是剧院的执政帮;另一派是从山峡过来的南下帮，属在野帮。由于在野帮的文化高，业务水平也高，自然不服执政的，因此几年来两帮人之间明争暗斗。在反右前的肃反运动中，执政帮借此机会打击南下帮，把很多南下人员打成肃反对象，并用打人等逼供手段对待他们。老爸算是执政帮的人，并且还是肃反专案组成员，亲眼目睹了打人的残酷。此时说出打人是军阀作风，等于在帮南下帮说话，立场错了!在这种“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那就是站错了队，必须清除。(见李文书《小鼠的黑皮书》)

　　就这样，几个月前还在为党宣传鼓动，认认真真、高山仰止地把市委书记的每一句话都记在本子上、恨不得把党的每一个精神都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的人，几个月后又因贯彻得太彻底而被党打成了反党分子!

　　同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我杨同学的父亲，因演出话剧《一个木工》出名、而被中央领导亲切接见的杨伯父，那么年轻就评为国家一级演员，工资比好多不学无术的领导干部都高，领导心里能平衡吗?还有一位叫李文书的多才多艺的剧院小学员，只因看不惯个别领导利用职权玩弄女性，创作了几幅漫画讽刺领导，结果被打成了剧院最小的右派。从他出版的回忆录《小鼠的黑皮书》来看，院里被打成右派的十余人，都有三个显著特点：一、说真话;二、工作、事业上的佼佼者;三、分别或同时得罪了剧院的院长和院秘书!小李叔叔在书中，指名点姓地大骂院长和秘书，完全没有考虑什么名誉权，骂得畅快淋漓，骂得出气解恨。

　　老爸和另一位剧院的右派谢叔叔看了小李叔叔的回忆录后，竟然都有“骂得过分了”的感觉!被骂者害了他们二十年，二十年来吃不尽的苦头受不完的罪，却都还能理智对事，友善待人，不得不令人敬佩。敬佩的同时，也必然产生一种想法：这种老实忠厚、以德报怨得翻山了的人，不整你们整谁?特别是老爸，这么多年来我就没听他说过任何一个冤枉他的人的坏话，甚至不知道是谁冤枉了他，多年来他一直从内心有这么一种感觉：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自己没有站稳脚跟，做了对不起党的事，是我有错在先!1973年我初中毕业时，学校要发展我入团，在填写入团志愿书时，父母找我正儿八经的谈过一次话，这是我一生中父母对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政治谈话”，主要内容是，因为志愿书中有一项“家庭主要成员有无重大历史问题和需要向组织交待的其它问题”，这是回避不了的，必须要把父亲的右派问题给我说清楚。在这次谈话中，老爸也真心地认为是自己做了对不起党的事，主要原因是年青人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就有点骄傲自满了，总认为自己正确，才去给别人提意见。

　　当时与其他被打成右派的人不一样的是，在别人喊冤叫屈的时候，老爸从灵魂深处觉得是自己错了，他找组织谈话，决心一定要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组织上也鼓励安慰带哄骗地对他说：好好改造，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回来做，最多三、五个月就能回来，我们党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表现得好还可重新入党!就这样，满怀着期望和感恩，老爸和其他右派们一道被弄到乡下去劳动改造，从1958年到1962年，一去就是四年多!

　　尽管有很多同事暗中知道老爸冤，但也只能闷在心里，嘴上是不敢说的。也有个别人为了表现自己，关键时刻划清界线，落井下石，揭发了一个老爸“占便宜”的事来，以此表明自己能与右派分子一刀两断。事情是这样的：老爸在剧院乐队是中提琴手，因为写得一手好字，五线谱也抄得漂亮，1956年冬天被单位派去北京，为学演的一个新歌剧抄谱，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同事。因两人都有亲戚在北京，就各自买了一些四川的广柑，带到北京送亲戚。当时人的觉悟，一定是先公后私，等到一周后完成了任务，才分别去看亲戚。老爸在生活中属大而化之型，提上广柑就走亲戚了。而那位同事是四川人，对四川水果也有研究，临走时特意看了看自己的广柑，发现自己从四川带来的广柑怎么每个都变得来有些干巴，而且似乎也小了!当然就怀疑是老爸把他的广柑换了。又不好明问，回来后就给几个好友说了自己的怀疑。在批斗会上有人拿此事说事，批他占人小便宜，老爸明知被冤枉却有口难辩。其实凡是冬天去北京出过差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北京的冬天非常干燥，招待所里暖气又开得足，高温加干燥，再水灵的水果几天后都会变干巴。但老爸是北方长大的，从小除了知道西瓜和“大红枣儿甜又香”外，几乎就没见过南方的水果，到南方生活了多年，还是对水果不感兴趣，像荔枝、桂元这些果中佳品，他一生都不愿吃，说像鼻涕一样。平时在家，谁要是能让他吃上几瓣桔子广柑，算是立了大功。像这么一个工作生活在南方却对水果反感的人，他那能知道广柑还要缩水，更无法解释清楚自己的冤屈了

　　(四)

　　1958年春节后，老爸与剧院其他8位右派被送到南桐矿区建设乡农村劳动改造，吃住在农民家里。那段时间到底有多苦，从没有听他说过，我都是去年老爸住院后才从小李叔叔的《小鼠的黑皮书》中看到了一些描写：

　　“……张廷钧(老爸)被彻底拖垮了。张廷钧其人，歌剧团乐队中音提琴手，共产党员，翻秦岭入川的陕西人…..他为人正直，敢说敢当，也是在党内说了真话实话被帮主打成右派开除党藉送农村劳动改造。…..伙食费和粮票都交给了住家户，吃住在农民家。…..廷钧本来身体很棒，剧院的篮球队员。下到农村后，我看他身体越来越差，尤其在担糞期间简直就是面黄肌瘦，举步维艰。多次我问他这是怎么啦?他都用沉默来回来。最后在担糞路上差点晕倒，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说出真情，是他的住家户开两样伙食，他成天喝稀饭，不许他上桌与家人一块儿吃，而且还定量。这家农户也太狠毒了…..”

　　看到这一段描述，联想到躺在医院的老爸从住院第一天开始就被医生判定最多只有半年时间，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大炼钢铁开始后，为了防止右派们破坏三面红旗，每天的劳动改成了在公社民兵们的武装看押下进行，那种被人持枪看押下对人的精神折磨，给老爸的一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后来乡里要修公路，劳改队又被押去背石头，完成任务后，上级开恩，劳改人员可以去镇上买点东西，给家人写封信。家里有张老爸的照片，是条二寸的规格。我一直以为那是一张剧照，因为照片中的老爸虽身穿着补丁服，脚踏着草鞋，背上背着装石头用的背夹，手里拿着一根歇脚用的木杖，头发却很规整，精神面貌也很不错。老爸说他从艺几十年，从未上过舞台，哪来的剧照?那是因为劳改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一张照片寄给家人，好不容易开恩能照相了，还不得好好打整一番，把最好的精神面貌展现给家人看，以免家人担心。理一个发的钱是够的，照张相的钱也有，但新衣服却没有，买不起。只好照了这张像剧照一样的照片。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老爸忍辱负重，认真劳动，努力改造，终于盼来了1959年国庆十周年国家大赦战犯以后，对改造中表现好的部分右派，也给予了“摘帽”的恩赐。老爸因表现突出而第一批摘帽，他与其他摘了帽的右派们热泪横飞，一想到即将回到革命队伍中，开始新的人生，人人相互鼓励，个个展望未来……。可是好景不长或者说就没有好景。正如劳改犯刑满释放后，社会仍称他们为“劳改释放犯”一样，摘了帽子的右派，仍被称为“摘帽右派”!没有人来管他们的未来，没有人来管他们的工作，更没有人来说他们何时能回单位。1960年的春节后，摘帽右派们没有盼到回单位过正常人的生活，又被送到长寿湖农场继续改造。长寿湖农场，在1958年刚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全重庆的右派们都莫名其妙地被弄到那里去劳动了十多天，后又被送回重庆原单位继续批斗。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后来才听说是因为伟大领袖1958年要到重庆，为了他老人家的安全，必须把坏人弄出重庆!现在又要去那里劳改，而且遥遥无期，原来设想通过辛劳的汗水努力洗刷自己身上的污点，重新回到单位工作，经过两年的拼命后，又成了泡影。一想到在成都的妻儿、一想到在陕西的父母和大儿子，老爸禁不住暗自落泪，他在心里对党说：党啊，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始终与你的教导保持一致，始终按你的要求努力奋斗，虽没有在战场上与敌人面对面的战斗过，但到朝鲜前线去慰问志愿军演出，也常常被美国飞机轰炸，身边就有战友光荣牺牲，也算是经过了枪林弹雨考验过的。当初宣传鸣放，也是市委书记要求我们说的啊，给领导提意见，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的神圣职责，我没有错啊!至于“打人是军阀作风”，那也不是我发明的话，那是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的：“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当初因为名额规定，必须在党员里面打一个右派，官大的你们不敢打，只能打到我头上来，我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的，也积极改造了，为何现在就没人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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