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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爸爸(一)、(二)

管理员2020-02-01【丧葬文化】人已围观

  《纪念爸爸》

  ------张放

  (一)

  爸爸走了,他走得很安详,没有一点痛苦。可能是老天有眼,对一生中吃过太多苦头的人,给予了特殊的优惠。

  老爸的老家在陕西省淳化县方里镇北居寨东岸瑶,离古城西安不到一百公里,但非常贫困。老爸在文革中曾给我说过,他们小时候住的窑洞,不是像我们受的红色教育中,中央红军住的那种在山坡上挖的,而是在平地上挖一个几丈见方的大坑,深约四、五米,然后挖一个梯步下去,再在大坑的四周壁上挖窑洞,人就住在±0以下。我曾问他那下面没有浸地下水吗?文革中为了备战,成都到处都在挖战壕,一、两米深就出了地下水。老爸说,黄土高原,滴水贵如油,巴不得它浸水,但哪来的水啊。我又问,窑洞建在地下,万一下暴雨,淹了咋办?老爸说,那里的人,一辈子都没见过暴雨,真来了暴雨,全家老小齐上阵,把水收集起来,沉淀后,就是一年的生活用水,求之不得呢!我又问,万一哪家的小孩子淘气,站在地上往下扔东西,不是全砸在院子里了?他说家家都住在这种房子里,谁砸谁呢?

  爷爷那一辈人,我知道的叔伯兄弟有十一个,我爷爷排行老三,名叫张仲蔚。虽然家境贫寒,但从这个名字来看,家里应该是有读书人,不然不会取出“仲蔚”这种文化含量较高的名字,而是与绝大多数中国北方农村人取的什么“有财”、“满仓”一类的名字。爷爷果然不负“仲蔚”的名称,小学毕业后,考进了由国民党陕西藉元老于佑任创办的中学校。于老先生有言在先:凡中学期间年年成绩获第一名者,无论家境贫富,高中毕业后,保送进大学。爷爷仲慰勤奋好学,寒窗苦读,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于老先生出资保送进了北京朝阳大学。朝阳大学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兴办的两所政法大学之一,另一所是东吴大学。在当时享有“南有东吴,北有朝阳”的盛誉。爷爷学成归来,在县里立即成为人才,又因是于佑任的高徒,在当地被重用。爷爷生有一女二男,我老爸是第一男,生于1930年阳历五月,上有一姐姐,下有一弟弟。老爸在家族中排行老五,因年龄与四爷的儿子四哥(行四,我叫四伯)和最小的叔叔十一叔(陕西话叫十一大,名张佐为,我叫十一爷)年龄相当,所以他们三人常在一起玩耍、读书、谈论人生,关系也最是亲密。因为当时常有日本飞机从天掠过,老爸说他们当时谈得最多的是飞机到底有多大?因为谁都没近距离看过飞机,就有人说飞机起码有炕那么大!几个人始终想不通的是,炕那么大的一个铁砣砣,怎么就能够飞到天上去?!

  几十年后,这三人却有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四伯(张廷镇)与十一爷(张佐为)追随三民主义,初中时,就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成为孙立仁将军的部下,远征缅甸抗日。老爸受爷爷的影响,觉得读书要紧,在西安一中读到高中毕业,并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高中毕业后参加了贺龙的部队,成为了西北军政大学的学员,随贺龙大军打到四川。西北军政大学以工农学员为主,高中毕业生在学员中,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甚至比有些教员的文化还高。由于有过研究“炕那么大的飞机为何能飞上天”的经历,几个中高生常常对教员讲的课总要问个为什么。比如在讲社会发展史时,学员问人是怎么来的?教员说人是猴子变的,学员又问:猴子是什么变的?教员就很为难,因为为没人说得清楚答案,只得说:猴子是劳动变的!一般学员也就似懂非懂地信了,但这几个高中生就提出了异议:劳动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行为怎么会变出个猴子来?!弄得教员们下不了台,好在当时的人民军队学习风气民主,教员与学员在平等的环境下自由讨论,没有谁会去报复谁。但老爸的这种遇事讲个认真,只输给真理的品质,却为后面的一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

  由于老爸从小喜爱文艺,自学了几样乐器,在军大中自然成了文艺骨干,被编在了军大宣传队任班长。在部队翻秦岭时,宣传队的学员们前后鼓动,战士们也个个热情高涨。老爸在行经队伍中尤为突出,一会儿跑到前面指挥大家高唱军歌,一会儿又跑到后面帮助落伍的战友背包扛枪,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恨不得立刻解放全中国。刚过秦岭,传来贺龙命令:为配合大军打进成都的入城式,宣传队必须提前进入成都准备欢迎仪式。并派来了十轮大卡车接宣传队先期入城。一帮从没坐过汽车的青年男女,乐翻了天,争先恐后地跳上卡车。谁知蜀道颠跛,结果不多时,无论男女,晕得来昏天黑地,吐得来一塌糊涂!纷纷跳下车,强烈要求不坐车了,要与大军同甘苦,走到成都。无奈贺司令员军令如山,只得个个口吐黄水,脸青面黑地坐着卡车进入成都府。这是四川给这帮热血青年的第一个见面礼,也预言着前面的人生路并不平坦。后来老爸他们又随军来到重庆,宣传队编入了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后又改为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由于老爸积极向上,革命热情高如天,1952年入了党,后来又成了剧院的党总支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成为了年青人中的佼佼者。这时我母亲也因为家庭出生问题,与其他出生不太清白的近百人从十二军文工团转业到了西南文工团,后文工团又并入西南人民艺术剧院,与老爸在一个单位共事了几年。1955年5月,母亲所在的舞蹈团分到了成都,成立了四川省歌舞团,1956年两人结婚,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两地分居,并没有影响工作和家庭,有了爱情的力量,老爸工作更加努力了。

  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伟大领袖发现党外有人对党不满,即采用“引蛇出洞”的方法,全国范围内,号召人们给党提意见,大鸣大放,美其名曰:帮助我党整风。实际上就是有计划地让那些对党有意见的人主动跳出来暴露自己,然后等时机成熟后,一网打尽。伟大领袖称这一计划叫“阳谋”!但是高层的这一“阳谋”却不能事先向基层的干部传达,不然就会走漏风声,打草惊蛇。可怜老爸,自参加革命以来,时时刻刻跟党走,红心永向毛主席,党叫干啥就干啥,刀山火海也不怕。况且重庆市委号召人们给党提意见的千人动员大会的主讲人又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一把手任白戈。任书记亲自动员,并再三强调,不管提了什么意见,不管错与对,不管意见尖锐与否,不管以何种方式方法,不管给哪一级的领导提意见,决不打棍子,决不整人!在座的每一位同志,回去后都要全力发动群众,给党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们的工作完成得越好!坐在下面聆听的年轻的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的党总支宣传委员,无论如何也不知这是一计,回来后马不停蹄如实传达,并多次在会上按要求鼓动人们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很多人受党教育多年,哪敢乱提意见?没人提意见,也就完不成上级交待的任务,去参加动员大会的党总支宣传委员,就无法向上级交待。老爸着急了,只得启发加引导,见作用不大,又带头发言,说前段时间在肃反运动中,有个别领导带头打人,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军阀作风,有损党的形象。就这样,人们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了对工作中的意见。这些意见,现在看来,没有一个是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无非是对本单位某领导干部的某一件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出发点都是为了单位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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