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我是在贵州省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当时唯一的小学里度过的。记得三年级春季开学，我坐在学校的一个小花园里的一棵碗口粗的树下(这是一棵很特别的树，会开出三种不同颜色的花，几十年后它有时还会出现在我的梦中)，把刚发的语文书当成故事书来读，一知半解。这就是我对小学三年唯一的记忆。就在这一年，由于父母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一家人回到了很偏僻的乡下老家。父亲到离家近二十里地的公社小学给我报了四年级的名，我又开始上学了。农村孩子上学的年龄偏大，和我读同一年级的都要比我大三、四岁，加之当时农村女孩基本不上学。因此，上学路上，我是唯一又瘦又小的女学生。第一天上学就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农村孩子上学的艰难:首先，要经过一个少数民族寨子，狗很多，且大，叫声很吓人;其二，要过一条大河，男孩子一般都是把裤子脱了，顶在头上过河。我只能穿着裤子，在齐腰深的河里，水的冲力很大，腿很难迈得动，好在有堂哥、表哥一起，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过了河;其三，爬山我也不行，山很陡，有的坎我要多次才爬得上去;其四，要经过一片坟地，草丛很深，这时鬼的故事就会自然而然地在心中出现，害怕极了。当我大汗淋漓地回到家，立刻对父母说：“我坚决不上学了!”父母看着我可怜巴巴的样子，可能也是考虑到路上的各种危险，同意了我的要求。就这样，我的小学生活结束了。1971年，父母重新回到县城，那一年县城中学招生，和我同一年级的有高我们两三届的学生(中学停办了三年)，我上初中了。然而，在乡下野惯了的我，在教室里根本坐不住，已经不适应坐在教室里安静地听课。特别是数学课，一问三不知，每次考试都不会超过十分(百分制)。我有挡箭牌，只读过三年级，父母也不会责怪我。于是，我心安理得地在数学课上睡觉或看教室外的风景。有一天下午，老师发数学半期考试试卷，我得了7分。心里郁闷，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当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明晃晃的太阳让我坐在三楼的教室里都很热。突然，我看见了几十米外的我的母亲，她背着我的六妹(不满一岁)，一边割稻谷，一边擦汗。母亲不经意地一抬头，我仿佛觉得她看见了我。我的心不知被什么东西猛烈地撞击了一下，很痛、很痛，我醒了!从此以后，我的数学成绩提高很快。升初三时，学校要在各班选几名学生提前读高中，我被选上了。高中是两年制。1974年，我高中毕业了。中学毕业后，我下乡当知青。在农村的一所民办小学当教师。白天教小孩，晚上教大人。由于教学成绩突出，受到地区教育局表彰。并入了党。1976年，被县里推荐到贵州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立刻写信告诉远在海南三亚育种的父亲。当时，读师范类院校，所有费用全免,我们女生可以节省一些学院发的饭票、菜票与附近的商贩换一些零用钱。一般都不要家长在经济上有负担。一天，父亲的秘书到贵阳出差，到学校找到我说：“你妈妈要我给你带五块钱，太少了，我都不好当着你同学的面给你(我自己倒不觉得丢面子)，你们家人口多，家庭困难。但是，我知道你的父母很爱你们。我告诉你一件事，是我亲眼所见。你爸爸在海南岛时，有一天，收到一封信，他看着看着就流泪了，我们还以为他身体出状况了(父亲做了半叶肺切除手术不满三年，贵阳医学院怀疑他是肺癌，时常会写信跟踪调查他的身体情况)，就问他要不要叫随队医生。你父亲说：失态了，我是高兴，我大女儿上大学了，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听完来人的讲述，我两眼含泪，禁不住哭起来。在我眼中极严厉的父亲，在文革中被人打断两条肋骨都不曾落泪的父亲，却为女儿能继续上学而喜极而泣!这深深的、满满的父爱、母爱，就是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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